所謂官逼民反就是在反動統治者的殘酷剝削和壓迫下，人民無法生活，被迫奮起反抗;《水滸傳》書中體現了“官逼民反”事例很多;這個“官逼民反”是個廣義的概念，官即代表黑暗腐敗的北宋朝廷，民即代表了受剝削受壓迫走向反抗道路的所有的人。其實，如果我們細致閱讀《水滸傳》，就不難發現書中的“官逼民反”事件存在著驚天的迥異大事件。

第一、官場腐敗黑暗下的“官逼民反”事件。比如“智取生辰綱”，七位英雄劫取的是不義之財。北宋末年，官府為了滿足昏君贓官的享樂要求，到處搜刮民脂民膏，不斷盤剝百姓，當時，貧富懸殊很大。人們早就看清了這一點，只是一般人心存不滿，不敢有所作為，而英雄們則敢于出手。施耐庵在晁蓋等人智取生辰綱開始的時候，讓白勝唱道：“赤日炎炎似火燒，野田禾稻半枯焦。農夫心內如湯煮，公子王孫把扇搖。”就鮮明地指出了社會的階段分化。在智取辰綱成功后，又有一首詩：“誅求膏血慶生辰，不顧民生與死鄰。始信從來招劫盜，虧心必定有原因。”這就更加把“劫綱”的正義性突出出來。這就是官逼民反。這樣的內容，反映的是北宋末年最基本的社會矛盾，即農民與黑暗統治者的矛盾，批判的是朝廷維護官僚地主階段利益、殘酷壓榨人民群眾的政治路線。這是封建王朝走向沒落的最最深刻的社會原因。

第二、官霸勾結下的霸逼民反事件。書中象登州的惡霸孔太公，仗勢欺人，把解珍解寶兄弟打死老虎的成績貪為已有，還污告解珍解寶兄弟，就是突出的一例。潘金蓮與惡霸西門慶通奸，毒死善良本身的吳大郎，武松在忍無可忍，才把西門慶殺死。霸逼民反，是從社會治安的角度反映的問題。說明當時豪強凌弱，惡霸當道，沒有正義可言，反映了朝廷的司法腐敗。其實，正是由于官霸勾結，才造成那種有法不依北宋江的局面。當武松一再向縣官舉證時，縣官卻不依法辦理，更多考慮到西門慶的關系和勢力，也正是在官不為民作主的情形下，武松才殺人。須知，殺人，在任何時代都是死罪，不到義憤之極，沒有人愿意殺人的。

第三、吏治腐敗下的官逼官反事件。在高俅的欺壓下，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林沖、王進等一批有才有德的英雄人物被逼得走投無路，雖然萬般不愿，最后還是不得走向“草寇”隊伍。楊志也是，這個名門之后，楊令公的后代，本來胸懷壯志，希望為朝廷出力，“到邊庭上一刀一槍，博得個封妻蔭子”，但在那樣的黑暗環境中，這樣的國家棟梁之才，不能去疆場上為國殺敵，卻被差去運送供最高統治者玩樂的花石綱，這本身就是很大的諷剌，何況，他在河里翻船，花石綱沒了，獲了罪。即使如此，他對朝廷還是忠心耿耿，梁山泊留他，他無論如何都不入伙。后來，這個楊志，又一次被大名府梁中書差去押送與花石綱一樣搜刮的民財，途中被劫，無法交差，走向山林落草。官逼官反，直接體現的是統治階級內部貪官和俊杰的斗爭，反映的是官場的腐敗和吏治的糟糕。象高俅這樣的潑皮無賴，不只能靠吹、拍、買的功夫進入官員行列，而且能在很短的時間內成為宰臣一級的高官，這樣的咄咄怪事，在當時的朝廷卻很普遍。這樣的官吏，不是靠功德上去的，他們靠的是權術，靠的是歪門邪道，當了官，當然還搞歪門邪道。而那些懷有德能的英才，不會拉拉扯扯，不會曲意逢迎，自然就成了高俅們打壓的對象。王進因為有病沒有及時給高太師慶賀，就被排擠得無法立身。林沖這樣的禁軍教頭，連自己的娘子都無法保全，眼睜睜看著高衙內調戲，最后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到迫害，不得不走向梁上。

第四“賊”逼官反事件。為了給官、霸相區別，這里暫且這樣妄稱水滸人物。水滸一百零八將，有相當一部分，是被起義軍拉到隊伍中來的。比如朱仝被發配滄州后，很受知府賞識，更受小衙內喜愛。就是這樣一個朱仝，卻被吳用施計，著李逵殺了小衙內，斷了朱仝的后路，逼其上山的。還有一些，包括盧俊義、朱富的師父李云，都是這樣被逼上山的。這樣的辦法，簡單看來很不地道，也很缺德。但，放在農民起義事業發展的大的背景上看，又有其合理性--事業是正義的，為這正義的事業而壯大隊伍，當然也就是必然的了。我想，也正是因為如此，施耐庵寫這些事的時候，才能仍然顯得那樣輕松，一點也沒有給人以惡劣恐怖的感覺。

綜上所述，一個社會的腐敗和黑暗，導致了“官逼民反”。就象北宋末年，朝廷在政治上、吏治上、法治上都代表了邪惡的一面，而這種邪惡一旦形成，就很難靠統治階級自身消除掉，因而，英雄們起來反抗他們，就是最大的伸張正義了，還是那句話，水滸英雄好漢造反——是被逼的“官逼民反”，從另外一種角度來看就是在弘揚正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