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承恩筆下觀音如此迷糊 只因情節需要嗎？

話說唐僧師徒送了缽盂之后，終于拿到了有字的真經，這便啟程回國。自然這番回國的路便不用再走十幾年，更不用騎馬打怪，而是由八大金剛駕云護送。

也就在唐僧起步之后，那觀音菩薩卻想起了一件要緊的事，什么事呢？那便是唐僧師徒一共經歷了多少磨難——尚未來個最后的清算。

嘿嘿！要說這佛界的管事還真是七顛八倒，你非要說湊滿了磨難數字才能給經書，那你就該在唐僧上山之前就把八十一難給整齊全了，至于師徒四人都取經完工了才想起要考核他們的八十一難是否完整？

唯一的解答，只能說是佛界的會計算術實在不好，記帳也不認真，以至于到此時才翻開作業本來做加法——那么之前唐僧究竟經歷了多少難呢？

西游記是這么說的：金蟬遭貶第一難，出胎幾殺第二難，滿月拋江第三難，尋親報冤第四難，出城逢虎第五難，落坑折從第六難，雙叉嶺上第七難，兩界山頭第八難，陡澗換馬第九難，夜被火燒第十難，失卻袈裟十一難，收降八戒十二難，黃風怪阻十三難，請求靈吉十四難……失落兵器七十三難，會慶釘鈀七十四難，竹節山遭難七十五難，玄英洞受苦七十六難，趕捉犀牛七十七難，天竺招婚七十八難，銅臺府監禁七十九難，凌云渡脫胎八十難。

但這八十難仔細看的話，其實大有問題。譬如說金蟬遭貶、出胎幾殺、滿月拋江是難可以理解，但尋親報冤為什么也是難？黃風怪阻是難，可請求靈吉分明就是找到了解決辦法，為什么也成了難？又譬如說失落兵器與那釘耙會，分明就是同一件事，為什么要分成兩難？

要尋求個答案的話，只能說觀音工作沒做好（或是背后的作者江郎才盡，沒轍了只好拼湊）——而難就難在，盡管七拼八湊，也只能湊出八十難，達不到八十一難的標準數字。

哈哈！這時候觀音便出餿主意了，叫來揭諦，讓他們趕上護送唐僧師徒的八大金剛，中途拋錨——乖乖！要知道護送唐僧回家是如來佛的命令，按說老大的命令，你觀音不過是個中層干部，豈有改變的道理？可事實上老大的命令就是不如中層實際管事干部說的管用，八大金剛一聽說是觀音的密令，立馬就把唐僧一幫人，連馬帶經書，一把扔下豪華班車！

說到底，在這吳承恩的筆下，佛教世界就是七顛八倒的一套邏輯——可為什么是這樣呢？

其實我們該知曉，吳承恩所寫的，只是一部神話小說，而不是頌揚佛教倫理的文字。在明代，印度的佛教本身，已然在穆斯林與印度教的兩面夾攻中，失去了立足之地。換句話說，在吳承恩這個時代，西天真的只是一種奇思妙想而已。

那么印度如此，中國的佛教又如何呢？就元明時代而言，佛教其實是在中國經歷了一個相對繁榮的時代。可正是因為繁榮，更滋生出種種怪象來。明代佛教文化便有一個奇特的現象：一方面一切由國家包辦，規定嚴格的考試制度，考試合格者，“方許為僧”，取消歷代計僧僧牒的“免丁錢”制度，免費發給度牒。另一方面，民間私自度僧現象激增，國家集中管理的規定往往落空，反而為僧尼泛濫開了方便之門。后來因為救濟饑荒，收費發牒的制度又卷土重來，私度的變為公開，僧侶和寺院大量增加，到明憲宗成化年間僅京城內外官立的寺觀(包括道觀)就有600多所。

寺廟如此多，僧人修行又如何？我們不妨看水滸傳中，那些和尚是如何一種形象？《水滸傳》第四十五回便這樣寫的：“原來但凡世上的人，惟有和尚色情最緊……緣何見得和尚家色情最緊？惟有和尚家第一閑。一日三餐，吃了檀越施主的好齋好供，住了那高堂大屋，又無俗事所煩，房里好床好鋪睡著，沒得尋思，只是想著此一件事。”至于那大戶人家，日夜有錢物掛念，一般小百姓們，白天勞累，晚間憂慮生活艱難，“因此輸與這和尚們一心情靜專一理會這勾當”。

所以，在《水滸》中，便有崔道成這樣酒肉女色皆不耽誤的“生鐵佛”，也有裴如海那般嘴里唱著一口好梵音肚里卻想著一夜情色經的“阿阇黎”。

和尚在施耐庵眼中是這般形象，而在吳承恩筆下其實亦是如此。也正因為平日里的所見所聞，他其實并不相信唐代的玄奘會是如何一個智勇雙全的得道高僧，更不會認為他就是為了追慕佛法而去西天取經。

也正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西游記中的唐僧，始終是個遇事畏首畏尾、見妖不能識別的庸僧，在吳承恩筆下，若不是孫猴子的保護，他早已被那妖精吃了幾回又騙了幾回。

也正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西游記中，有偷袈裟不成而被害的金池長老，更有如來忽悠孫猴子，更有阿難與迦葉貪一個紫金缽盂，也有觀音算錯帳——呵呵，這些故事在尋常僧人看來，簡直就是對佛教的大不敬，可是偏偏就深入了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