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曾出過一批傳奇小說，不少是男歡女愛的“八卦”故事。令人饒有風趣的是，唐代文人居然將“牛郎織女”也娛樂八卦過一回：讓織女丟下牛郎，跑到人間與情郎幽會。那情郎問織女：牛郎知道你獨自下凡嗎？織女卻說：管他何事？這則八卦，從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當時唐人的性開放觀念。大概是受李唐北方胡人血統的影響，唐朝應該是中國古代性觀念最開放的朝代，所謂的“臟唐”之說亦寓意唐朝不拘綱常禮法、無視人倫道德的空前“性自由”。縱觀唐朝的“性開放”，大致可歸納成“四大特征”：

特征之一：皇室亂倫失德。李唐皇室始終穢事不絕。唐太宗李世民登上皇位后，便將亡弟李元吉之妻霸為己有，讓弟媳婦成為自己的楊妃。之后，李淵從父兄子、盧江王李瑗謀反，李世民將其誅殺后，又將其妻納入后宮陪侍左右。唐高中李治則在當太子時便與李世民的才人“武媚”（即武則天）關系曖昧，繼大位后便讓自己的庶母出任“第一夫人”。唐玄宗李隆基則奪兒媳婦楊玉環為自己的貴妃，宮中禮數實同皇后，可謂“公媳恩愛”。又有武則天、太平公主，韋后、安樂公主，兩對母女公然包養男寵、淫亂宮闈；高陽公主則與辯機和尚私通，并贈侍女二人給丈夫，似乎像是一種“性”交換。

公媳恩愛

特征之二：狎妓淫樂成風。皇室如此丑態百出，就難免上行下效，致使唐代朝野上下狎妓淫樂之風盛行，“猶自笙歌徹曉聞”。唐代是古代妓業的繁榮期，并形成教坊妓制度，宮妓盛行不衰。唐太宗之初宮女是三千人，至唐玄宗時卻有“先帝侍女八千人”、“后宮佳麗三千人”之說。玄宗時長安內外共容納在冊教坊妓一萬一千四百零九人。其中以宜春院的宮妓級別最高，因為她們常為皇帝表演，被稱作“內人”。在唐代無論是官府迎來送往、宴賓典禮，還是官員們聚會吟詩、游山玩水，都少不了以妓樂助興，于是官妓迅速崛起。北宋張瑞義《貴耳集》說：“唐人尚文好狎”。官妓隸屬于各級官府，又稱“官使婦人”、“官使女子”等，至中唐時已普及到州、府、郡乃至縣級衙門。官僚貴族們還普遍蓄養家妓。白居易的“黃金不惜買蛾眉，揀得如花三四枝”，便是對唐代這一世風的真實寫照。朝廷還依據官員品級對蓄養家妓規模作過規定。中宗曾令：“三品已上，聽有女樂一部；五品已上，女樂不過三人。”唐玄宗則下詔：“五品已上正員清官、諸道節度使及太守等。并聽當家畜絲竹，以展歡娛。”如此荒唐之詔，便使官吏們可以堂而皇之地蓄妓淫樂。唐代的市妓也不甘落后，規模十分可觀。當年長安的平康坊，曾有“風流藪澤”的艷稱。唐代的官吏、文人、學子大都不拘泥于禮法，經常出沒于妓館青樓，還常用艷詩新詞來描繪自己狎妓的風流韻事。連許多大名鼎鼎的文人墨客也是那煙花柳巷之常客。

特征之三：性自由度空前。唐人對女子婚前貞操并不看重，失身而又另嫁也視為常事。婚前性行為、婚外戀較為普遍。如當時的才女晁采與鄰生文茂時常以詩通情，并乘機歡合，晁母得知后并不過分譴責，而是嘆曰：“才子佳人，自應有此。”于是便為他們完婚。女子與情人私奔之事也時有發生，如臺州女子肖惟香與進士王玄宴相戀，私奔瑯琊，住在旅舍中。唐人對婚外性行為并不認為是奇恥大辱，反而當作風流韻事。維揚大商人之妻孟氏在家中吟詩，一少年入門而言：浮生如寄，年少幾何，豈如偷頃刻之歡。于是孟氏就和他私合。長山趙玉之女一日獨游林藪，見一錦衣軍官十分英武，便說：我若得此夫，死亦無恨。軍官說：暫為夫可乎？趙氏說：暫為夫亦懷君恩。于是二人在林中歡合而別。據文獻記載，唐代男女在結婚前還可以試婚，試婚時要簽一份協議。

特征之四：女性不重貞節。唐代是一個婦德嚴重失范的朝代，女性亦可不守貞操，不重貞節。女子離婚或喪夫后再嫁，是唐代的普遍現象，不受社會輿論譴責。據《新唐書·公主傳》載，唐代公主再嫁的達二十三人：計有高祖女四，太宗女六，中宗女二，睿宗女二，元宗女八，肅宗女一。其中三次嫁人的有四人。官僚貴族女兒改嫁的也很多，庶民的妻子，夫死后亦可改嫁。有的甚至提出離婚，還有夫妻不合協議離婚的。門第顯赫的仕宦之家也不忌諱娶再醮之女。宰相宋璟之子娶了寡婦薛氏。嚴挺之的妻子離婚后嫁給刺史王琰，后來王犯罪，嚴還救了他。韋濟之妻李氏夫死以后，主動投奔王縉，王納為妻室。韓愈的女兒先嫁其門人李漢，離婚后又嫁樊仲懿，可見讀書人家也不禁止女兒再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