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有一個叫做范致虛的官員，向宋徽宗提出一個立法建議：“京師有以屠狗為業者，宜行禁止。”即提請朝廷取締京師的肉狗屠宰業，其實就是禁止民間食用狗肉。范致虛為什么要提這個建議呢？原因比較奇葩，“十二宮神，狗居戌位，為陛下本命”，意思是，宋徽宗生肖屬狗，所以狗不宜被宰殺、食用。幸虧徽宗皇帝不是屬鼠，要不然宋朝的貓都要失業了。

但宋徽宗覺得范致虛的提議非常有道理，“因降指揮，禁天下殺狗”，下了一道詔書，禁止天下人屠狗。并賞賜了范致虛，“賞錢至兩萬”，范愛卿能想出這么有創意的建議，當賞！

然而，“食狗禁令”發下來，朝野嘩然。因為宋人雖然并非以食狗為樂事，但食狗畢竟不是華夏的飲食禁忌，市井間也不乏吃狗肉之人，屠狗還是一門正當的營生。現在朝廷突然禁止食狗，不但妨礙了市民的口腹之欲，也侵犯了經營狗肉的飲食店的利益。所以當時的輿論都反對“食狗禁令”。

京師的太學生帶頭抗議，在眾人面前發表宣言：“朝廷事事紹述熙豐，神宗生戊子年，而當年未聞禁畜貓也。”這段話翻譯過來，是說宋徽宗事事以繼承父皇宋神宗的志業相標榜，神宗皇帝生于戊子年，屬鼠，但從未聽說當年禁止民間養貓。當今天子，為什么不學習神宗的寬容大度？

坊間也議論紛紛。有人說，狗在五行中，自有其位置，守夜、打獵，或者被食用，都是狗的“本分”，“今以忌器諛言，使之貴重若此”，恐怕要帶來說不盡的麻煩啊，“其憂有不可勝言者矣”。——我們現在未必贊同宋人的看法，但放在當時的歷史情景中，宋人也有他們的道理，畢竟對于宋代的多數人來說，狗并不是寵物，還不是伴侶型動物。另一種動物，貓，在宋代倒是普遍被當成寵物飼養，所以我們極少聽說宋人吃貓肉，貓肉成了飲食禁忌。

總之，由于禁止屠狗的禁令不得人心，所以實行不到幾年，便不了了之。南宋未聞再有禁止屠狗之事。

雖然宋朝人反對立法禁食狗肉，不過在宋代的上流社會，并不流行食用狗肉——這一點跟先秦與兩漢時期完全不同。在宋人筆下，汴京與臨安的飲食店與肉鋪子非常之繁多，但基本上賣的都是豬肉、羊肉，狗肉店不能說沒有，卻難得一見。有人統計過《東京夢華錄》提到的所有肉類食品，發現羊肉的比例為36%，豬肉的比例是12%，雞肉等禽類肉食為11%，魚貝類為15%，完全沒有出現狗肉。

許多宋朝士大夫甚至以食狗肉為恥。蘇東坡是北宋出了名的美食家，他被貶謫黃州時，看到“黃州好豬肉，價賤如糞土。富者不肯吃，貧者不解煮”，便發明了紅燒肉這道美食。但蘇東坡盡管嗜肉，卻不吃狗肉。

宋神宗熙寧年間，蘇軾在徐州任太守，看到地方政府的公宴上常有狗肉這道菜，覺得不可理解，質問為什么要屠狗設宴。司法官員告訴他：法律并不禁止殺狗。蘇軾又問道，公宴用狗肉，合乎禮制嗎？司法官員說，合乎禮制。并引述《禮記？鄉飲酒》的一句話來說明：“烹狗于東方，乃不禁。”

蘇軾反駁道：“荒謬！《禮記》也說：‘賓客之牛角尺。’(意為，接待賓客所用的牛角尺把長)難道就不應該禁止屠牛？”我們知道，中原農耕王朝，一直都有嚴禁屠殺耕牛的禁令。這在農耕時代是非常合理的。

蘇軾又引用孔子埋狗的典故：“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棄，為埋馬也;敝蓋不棄，為埋狗也。’”孔夫子養的狗死了，叫子貢去埋葬，說道：“我聽聞，舊的車帷子不要丟棄，可用來埋掩死去的馬;舊的車蓋也不要丟掉，可用來埋掩死去的狗。”蘇軾體會到孔子的仁愛精神，認為家養的狗死了，“猶當埋，不忍食其肉，況可得而殺乎？”可見蘇軾是反對殺狗的，因為他覺得狗與人類關系親密，殺之心有不忍。

不過沒有材料顯示蘇軾在徐州發過“屠狗禁令”，想來蘇軾只是反對在舉行公宴鄉飲時宰殺家犬，并不干涉民間是否食用狗肉。

實際上，在宋代士大夫家庭的正式宴席上，是不允許擺上狗肉的，若以狗肉宴請賓客，將被視為不合禮節，不懂禮貌。“狗肉不上席”的說法，便是從宋代開始流行開來的。這里的席，是指正席，接待賓客的正式宴席，非指私人餐桌。私人餐桌可以不講究，正式宴席則需要注意禮儀。宋人認為，狗肉屬于賤品，不可登大雅之堂。如宋人記載說，宣城縣境內，“十里間有聚落，皆亡賴惡子及不逞宗室嘯集，屠牛殺狗，釀私酒，鑄毛錢，造楮幣，凡違禁害人之事，靡所不有。”

在宋朝人眼中，那些屠狗食狗肉的習慣跟黑社會的生活是聯系在一起的，宋朝用這些不法之徒嘯聚在一處，屠牛殺狗，釀造私酒，偽造假鈔，干的都是違禁的事情。宰殺牛狗吃其肉，成了黑社會生活方式的標志之一。仿佛不宰條狗來吃，不足以彰顯他們的叛逆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