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6月21日，農(nóng)歷五月廿五，當時中國的實際統(tǒng)治者慈禧太后作了一件空前絕后的大事——向全世界宣戰(zhàn)。慈禧在《詔書》中說信誓旦旦地說："與其茍且圖存，貽羞萬古;孰若大張撻伐，一決雌雄。"如此氣勢，完全不是那個喪權辱國的老佛爺作風。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她做出這個不計后果的瘋狂舉動的呢？實際上，最初促使慈禧考慮對外抵抗的是西摩爾洋兵向北京的進犯;最后促使慈禧下決心“宣戰(zhàn)”的則是列強強索和進攻大沽。

有人在評價慈禧太后時，以她是一個敢于向全世界宣戰(zhàn)的人為褒。其實這種說法及不科學：首先，庚子年間，中國與八國聯(lián)軍的戰(zhàn)爭是對的八國或十一國，不是對的全世界;其次，慈禧的“宣戰(zhàn)詔書”，只是對國內(nèi)發(fā)布的號召抵抗侵略的戰(zhàn)爭動員令，而不是遞交外國，宣布與對方進入戰(zhàn)爭狀態(tài)的“宣戰(zhàn)書”。實際上在這次戰(zhàn)爭中，列強始終沒有對中國宣戰(zhàn)，清政府也始終沒有對列強宣戰(zhàn)，雙方甚至一直沒有斷絕外交關系，按國際慣例，雙方屬于不宣而戰(zhàn)。那么慈禧為什么敢于發(fā)布下令抵抗的“宣戰(zhàn)詔書”呢？國內(nèi)外曾有多種不同的解釋：第一種解釋是：慈禧收到一份“假照會”，其中一條內(nèi)容是勒令她“歸政”。

慈禧一怒之下決定對外宣戰(zhàn)。此說以范文瀾為代表，他在《中國近代史》一書中說：“6月16日深夜，江蘇糧道羅道杰向榮祿送密報四條，其中一條是外國人要‘勒令皇太后歸政’。次日黎明，榮祿向西太后告急。西太后、榮祿一伙人，屢受外國強盜的打擊，早成驚弓之烏。‘歸政’這一驚，確把他們驚昏了。西太后悲憤異常，不再查問虛實，決心孤注一擲……21日，正式宣布開戰(zhàn)。”他認為，西太后是在“受驚發(fā)昏”的情況下決定宣戰(zhàn)的。到6月25日，她“漸漸蘇醒了”，于是便“下諭停止圍攻使館，命榮祿赴各公使館商議和局。”

第二種解釋是：清政府受到義和團強大壓力，被迫對外宣戰(zhàn)。此說以胡繩為代表。他在《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一書中說：清政府“其所以對外宣戰(zhàn)，只是因為害怕義和團民的聲勢，想借對外戰(zhàn)爭之名來躲過人民的鋒芒。”后來，他在《從鴉片戰(zhàn)爭到五四運動》一書中又說：“慈禧太后之所以下五月二十五日的宣戰(zhàn)詔書，根本上是為了避免義和團的刀鋒落到她的頭上，落到以她為代表的統(tǒng)治權力的頭上，并且把義和團群眾推到同帝國主義侵略軍作戰(zhàn)的第一線上，使用帝國主義列強的力量來消滅義和團。這是一個徹頭徹尾虛偽的宣戰(zhàn)書。”第三種解釋是：慈禧聽信了裕祿關于天津大沽口戰(zhàn)斗的假捷報而受到鼓舞，因而宣戰(zhàn)。此說以孔祥吉(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研究員)為代表。他在《義和團運動苦干重要史實辨析》一文中認為，慈禧對外宣戰(zhàn)，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促使她最后作出宣戰(zhàn)決定的，是裕祿6月20日的“虛假捷報“。

此文說，慈禧在得知洋人強索大沽炮臺的消息后，并未立即宣戰(zhàn)，而是對前方的情形“拭目以待”。6月21日，“慈禧接到了裕祿的《接仗獲勝折》……裕祿的這份《接仗獲勝折》有許多夸大虛飾之詞，……無疑給慈禧帶來了不少鼓舞，更增強了她僥幸取勝的心理。”慈禧被虛假的勝利“沖昏了頭腦”，于是當天就發(fā)布了宣戰(zhàn)詔書。此外，民間有根據(jù)野史認為慈禧是相信了義和團刀槍不入的鬼話，故而宣戰(zhàn)的說法。甚至連孔祥吉教授亦認為慈禧誤信了義和團的神勇，也是促使其宣戰(zhàn)的一個原因。

上述幾種解釋可分為頭腦發(fā)昏說(如第一種、第三種和此外)和虛偽狡詐說(如第二)，均有失偏頗。幾種說法所引以為據(jù)的史料或為偽作(如景善日記)，或來源不明(如庚子西狩叢談)，或斷章取義(如相關諭旨和奏折)，或史料本身說法既不真實(如崇陵傳信錄)。因此，從歷史考據(jù)的角度看，都有站不住腳的地方。實際上，最初促使慈禧考慮對外抵抗的是西摩爾洋兵向北京的進犯;最后促使慈禧下決心“宣戰(zhàn)”的則是列強強索和進攻大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