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報紙報道臺灣公娼館生意蕭條的程度，已經到了日落西山的地步，只差沒歇業走進歷史了。過去，“性工作者”也曾抗議游行，要爭取工作權，要求政府不要禁公娼。看著照片中破落的娼館，徐娘半老的娼妓……忽然覺得，她們當初抗議時一定沒有想過：比政令更嚴酷的其實是市場。

翻開《金瓶梅》，妓女似乎是無所不在的。西門慶和朋友喝酒玩樂在妓院、過生日在妓院、談生意也在妓院。喜慶時妓女也被請到家里來彈唱助興。事實上，明朝中葉，經過明初的休養生息之后，民間開始變得富裕，而妓女的增加，也就是其中的一個相隨而生的現象。謝肇在《五雜俎》里，曾描寫：

今時娼妓滿布天下，其大都會之地，動以千百計。其它偏州僻邑往往有之。終日倚門賣笑，賣淫為活。生計至此，亦可憐矣。而京師教坊官收其稅錢，謂之脂粉錢。隸郡縣者，則為樂戶……

不但如此，嘉靖到崇楨年間，甚至有人舉辦各種“蓮臺仙會”之類的妓女選美大會，品評名妓，訂定“花榜”，分列次第：女狀元、榜眼、探花……熱鬧的情況一點也不遜于今日的選美或選秀。

同樣是“性工作者”，明代的妓女為什么如此受到歡迎？在《金瓶梅》第五十八回寫到西門慶過生日，叫來了妓院新秀“鄭愛月”，眾妻妾們好奇地對她的評頭論足時，透露了一些有趣的訊息，我們且看：

潘金蓮且揭起他裙子，撮弄他(鄭愛月)的腳看，說道：“你們這里邊(妓院)的樣子，只是恁直尖了，不像俺外邊的樣子翹。俺外邊尖底停勻(比例合適)，你里邊的后跟子大。”

月娘向大妗子道：“偏他(潘金蓮)恁(怎么)好勝，問他怎的！”

一回又取下他頭上金魚撇杖兒來瞧，因問：“你這樣兒是那里打的？”

鄭愛月兒道：“是俺里邊銀匠打的。”(第五十八回)

看得出來，鄭愛月身上不管是鞋子、頭飾的款式都比潘金蓮時髦，才會惹來向來對自己“衣Q”品位自負的潘金蓮如此不恥下問。

這點出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原來明代的妓女在許多方面都比家里的老婆有競爭力。這些競爭力不只表現在容貌、穿著上，更重要的，還表現在文化水平上。以西門慶家為例：大老婆吳月娘雖然出身官宦，卻不認識字。反觀鄭愛月，雖然出身妓院，但由于專業訓練的緣故，她不但能夠彈曲唱詞，還能欣賞詩詞。這不稀奇，明代很多妓女甚至能文能武，還能寫詩跟客人唱和。

在這樣的情況下，明朝很多男人上妓院，與其說去發泄性欲，還不如說是去追逐“浪漫愛”。畢竟他們十幾歲就成婚了，在擁有三妻四妾的情況下，“性”資源并不缺乏。反倒是這些男人娶老婆憑的是媒妁之言，很多人一生是不需要跟自己的老婆談戀愛，也沒有機會談戀愛的。

一方面有“談戀愛”的需求，另一方面則在容貌、才藝、時尚流行上都提供了比家里的女人更好選擇的情況下，難怪男人對妓院趨之若鶩了。

從某個角度來看，明代妓女的定義和今日妓女的定義是不完全相同。這也是兩者興衰的原因之所系。一定要換算的話，公式大概是這樣的：

妓女(明)=性工作者+名模+流行歌手+選美佳麗……

明代的娼妓業擁有了那么多充滿潛力的可能，可是到了今天臺灣的公娼，把所有的這些可能一個一個拋棄，只留下了“性”工作，這個最具實用價值、卻也最不值錢的發展方向。難怪要走入偏門。

明代的娼妓之所以有身價，道理和Ipod、LV、Gucci……這些名牌硬是比別人貴是一樣的。從400年來公娼由盛轉衰的過程中，我們發現，美學、風格、文化這些向來被我們的傳統當成是“缺乏實用價值”的觀念，原來也是一種真實得不能再真實的經濟實力。有實用價值固然好，但加上時尚、美學以及文化想象，價值更是得到乘方的效應。少了掌握這些觀念的能力，我們只好一直為這些名牌做代工，賺取微不足道的蠅頭小利。

或許這是閱讀《金瓶梅》中的妓女，難得的一點建設性啟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