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封建時代有一起情節簡單的傷害案，那就是《宋史·刑法志》記載的一個著名案件“阿云之獄”。在案發時的宋代，后經明至清末，圍繞該案定性問題一直爭議不休。歷史評說多認為，“阿云之獄”其實是一場變法之爭。雖然如此，但是此案的判處結果卻成為中國古代司法上的一個亮點，那就是關系到古代傳統法律中最重要的刑法適用原則——自首的認定。

《宋史·刑法志》記載的案件“阿云之獄”，發生于宋神宗熙寧元年(公元1068年)，13歲的登州(今山東登州)少女阿云還在為母親守孝，孤苦無依。沒想到阿云的叔父貪圖錢財，竟然以幾石糧食(價值約等同于現在2000元人民幣)就將阿云賣給了一位名叫韋大的老光棍為妻。

韋大容貌丑陋，阿云對這門親事死活不愿意，可又拗不過叔父。于是阿云做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殺死韋大。

阿云晚上悄悄來到韋大的家里，適逢韋大正在熟睡，阿云拿起砍柴刀朝著韋大一陣亂砍。被驚醒的韋大下意識地翻身起來用手阻擋，阿云看韋大醒來，又驚又怕，丟掉柴刀，扭頭就跑。

阿云當時只是一個年僅13歲的小女孩，柔弱無力，對韋大一陣亂砍，除了砍掉韋大一個手指頭外，韋大身上其他地方都是些皮外傷，沒什么大礙。于是媳婦沒娶著、差點丟掉性命的韋大立即報了官，說有人要殺他。

知縣立即將阿云捉來，說這案子明擺著就是你干的，你就招了吧，免得受皮肉之苦。阿云也不抵賴，毫不隱瞞地將事情的整個由來說得清清楚楚。就這樣還不到一天，這起殺人案就這樣告破了。

其實這是一起很簡單的案件，按照今天的法律，得按傷害或者殺人未遂定罪，這類案件多的是，絕不致引起熱烈討論。阿云殺未婚夫之舉，也許出于反抗包辦婚姻？《宋史·許遵傳》說：“初，云許嫁未行，嫌婿陋。”出嫁前對容貌丑陋的未婚夫已存厭惡之心，后來憎恨心理轉化為堅決的行動。險做刀下鬼的男人，未見記載有劣跡，論理該算無辜者。任何時代的法律，總以維護社會安定為直接目的。阿云不愿嫁韋某，絕無剝奪韋生命的權力，雖未造成殺死他人的后果，傷害或殺人未遂則是清楚無誤的。封建時代對故意傷害殺人罪，照例以“殺人償命”為準則，處置甚嚴。

當時，審案的是登州知州許遵，與審刑院、大理寺等司法機關判決“絞刑”的觀點迥異。他的理由是：一、阿云“許嫁未行”，只可“以凡人論”，有從輕情節不能按殺夫論罪;二、訊問后立即承認所作所為，應以“自首”對待。

許遵認為，阿云被許配給韋大時尚處于為母親守孝期間，按照宋朝律法規定，守孝期間的婚約無效，再者阿云是被叔父逼婚，自己并不同意這門親事，因此這門親事，無論于公于私，都是不合法的。

刑部不接受許遵的申辯，依然維持死刑判決。這時事情又發生了戲劇化的轉折。許遵被調往大理寺任大理寺卿，這是大理寺的最高長官，這下許遵掌握了案件復核的主動權，阿云被改為有期徒刑。驚動皇帝兩大名臣展開辯論。

但御史臺又不干了。御史臺相當于現在的紀檢、監察部門，專門負責督查政府官員的違法違紀行為。御史上書皇帝，彈劾許遵，說許遵利用職務之便枉法，之所以不說徇私枉法，是因為沒人相信許遵和一位鄉下的平民女孩有什么私下交易。

神宗皇帝把這個案子發到翰林院，讓司馬光和王安石這兩個當時最有名望的翰林學士來評判。王安石和司馬光雖然都對對方的才學、人品十分欽佩，但政見截然不同。

司馬光支持刑部的死刑判決，王安石支持許遵的有期徒刑判決，兩個翰林學士為此在朝堂上吵的不亦樂乎，誰也無法說服誰。

但司馬光和王安石爭論的真正意圖不在這里。當時王安石在朝廷里鼓吹變法，司馬光堅決反對變法。如果以皇帝的詔書為準，就證明皇帝的旨意對法律有最終解釋權，皇帝的旨意可以對法律進行修改和變更，而這是王安石推行變法的基礎。

其實，早在此案發生前的當年七月，宋神宗曾頒布詔令說凡是謀殺被害人致其受傷，司法官經審問，將要糾舉時，罪犯自首，依照謀殺罪減刑二等論處。審刑院、大理寺判阿云死罪，并以違反服喪期間不得婚嫁的律文為由奏報皇帝裁決，皇帝在承認此判決的基礎上赦免了阿云死罪。

沒過多久，朝廷大赦天下，阿云被釋放回家。回家后的阿云又重新嫁人生子，案子似乎真的結束了。

宋神宗元豐八年(公元1085年)，67歲的北宋名臣司馬光終于當上了宰相。司馬宰相上臺后，又將這一起陳年老案翻了出來，重新進行審理，審理的結果是，將案中原來已經釋放回家的一名鄉下女子改判死刑，并立即斬首示眾。

此時距案件發生的時間已經過去了整整17年。身為宰相的司馬光與這名鄉下女子有何仇怨，為何已經過去了將近20年，還一定要置她于死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