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大部分學者認為，中國的妓女起源于殷商的女巫，并把那個時代稱為“巫娼時代”。

但是，我個人認為，在中國和西方的妓女起源問題上是有著本質的不同的。因為史書與宗教典籍中找不出一條關于殷商女巫賣淫的確鑿材料，這點和西方不同。

中國最早的妓女，實際是戰俘和奴隸。《史記。匈奴列傳》中，就有“夏桀蓄女樂、倡優”的記錄。此后，王孫公卿都有在自己的府中養大量的女子的習慣，一來是為了淫樂，二來是為了顯示自己的地位。《周禮》上提到的“女酒，女舂抭，奚以下千人而弱”，其實都是指供帝王淫樂的女性。這種妓女統一被稱作官妓，但是我一直認為官妓并不是傳統意義上妓女，其實她們是奴隸，和其他奴隸不同的是她們的工作只是獻身和獻技而已。

到了春秋齊桓公的時候，我們熟悉的管仲改變了這一切，他單獨把妓女列為一項職業。

《戰國策。東周策。周文君免士工師藉》一文中，寫了這么一段話，“齊桓公宮中女市七，女閭七百。”“閭”是門的意思，齊國常常在宮中以門為市，這句話翻譯過來就是，在齊桓公的宮中，一共擁有七個做性交易的市場和七百多個倚門而站的妓女。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把妓女和交易相聯系的記錄。從這里看，關于妓院的記載要比西方早上五十多年，在這種事情上，泱泱中華，也絕對不輸給外夷。而這個“天才”想法的創始人，就是被孔子和諸葛亮奉若神明的齊桓公的大管家管仲。

清朝的褚學稼說：“管子治齊，置女閭七百，征其夜合之資，以充國用，此即花粉錢之始也。”現代學者黃現璠著的《唐代社會概略》也持有這種觀點。以上不僅證明了這些女人不但成了交易的商品，而且她們還要把自己性交易所得的一部分交稅，這是一種典型的性服務合法化。

看來管仲背上這個不光彩的發明記錄是在所難免了，我在第一卷的《齊桓諸妻不如管仲一妾》的文章中詳細說了管仲這個人物，不要以為他腦殘，故意搞出了這么個妨礙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產物來，恰恰相反管仲很優秀。

首先說，管仲并不是一個眼光很差，人盡可妻的男人，他的小妾婧是個多么聰明美麗的女人啊，這還只是管仲的一個小妾而已。所以說，管仲開辦這種營生，并不是為了性欲的需要，其實他是有著很深層次的考慮的。

《韓非子。外儲說》上說：“桓公見民行年七十而無妻，以告管仲。對曰：‘臣聞上有積財，則民必匱乏;宮中有怨艾，則民有老而無妻者。’桓公：‘善。’令于宮中女子未嘗御者出嫁之，乃令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子年十五而嫁。……桓公之伯也，內事屬鮑叔，外事屬管仲，被發而御婦人，日游于市。”

在齊國有很多男性沒有納禮的資本，娶不起媳婦。許多男子又因為無處發泄性欲而苦惱，另一方面，由于齊桓公和管仲的連年征戰，獲得了大量的女性奴隸，這些女奴也需要安置。而這樣的性服務交易場所的形成，滿足了兩方面的要求，男性可以找到心儀的女性(價錢肯定比納禮要低得多)，而女性也可以憑借服務得到報酬。這一來，社會上有些男子無妻的矛盾緩和了。

而發展國內的經濟，也是這個特殊市場的一個重要作用，特別是搞活跨國經濟，這種性交易是非常有作用的。很多各國的名士和公子，都愿意到齊國來看看這個國家經營的妓院，這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比招商引資更好的效果。而齊國的這種妓女產業的經營模式，很快被各國所效仿，各國在其經濟產業中都增加了性服務這一塊內容。

大國之間的外交，甚至政治領域，也多采用用這些妓女作為政治籌碼和交易的事件。

戰國后期，由于媵妾制度逐漸被取消，再加上商業的繁盛、都市的興起和井田制的被破壞，婦女流落為妓女的日益增多，加上戰國時期社會通用金屬貨幣，使嫖娼更加簡易化了，“私娼”就蔓延開來了，而這些妓女的命運大多數是非常悲慘的。這些女人還有的被輸送到軍隊去“慰安”，這到漢代，就逐漸發展成了營妓制度。

在中國的幾千年發展中，妓院逐漸形成了一種文化，許多藝術和文學都與中國的妓院有著難以割斷的聯系。而青樓文化和妓女產業一直到晚清，甚至民國的時候，還有古時的遺風。

但是，自從中國共產黨取得天下后，政府就著手進行了一系列行動，并且在1960年宣布在中國大陸根除賣淫業。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社會進步，但是卻形成了后期的一種社會性交易的畸形的變異。

妓女是一種剝削制度的產物，在有剝削制度的社會里，妓女多是出生于窮苦之家，為了能夠生存下去，不被寒冷和饑餓奪去生命，不得不從事出賣肉體的生涯，這種生涯是帶有一定的強迫性質的，并不是她們所愿意接受的，她們的內心世界是相當痛苦而不被理解的。

很多人都在分析，妓女的根源是什么，專家用什么私有制啊、農村經濟的城市化等等理論去解釋。其實，大可不必把圈子繞得這么大。《金瓶梅》中，潘金蓮說過西門慶兩句話，“屬皮匠的，縫著的就上”，“若是信著你意兒，把天下老婆都要耍遍了罷！”這兩句話無疑說出了妓女不幸的本質，實際還是那些臭男人的欲望。這種欲望會隨著自己財富的增加而越發強烈起來，這就為性服務行業提供了廣泛的市場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