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史學觀點認為，北宋是個“積貧積弱”的朝代，南宋也很好了繼承了他大哥這個缺點。不過，隨著學界研究的推進，尤其是史學觀點多樣化的影響，北宋弱者的形象有所改觀。確實，從經濟和科技層面來看，北宋足以甩開遼、西夏、金好幾條街，哪怕是軍事力量，也不是那么不堪一擊。

可是，我們必須承認，經濟科技實力遙遙領先的北宋，除了宋初雄起了幾回，在存國的大部分時間里，都是被周邊游牧民族欺負的主，被迫和親、“送禮”、繳納“歲幣”，很明顯，這絕不是一個強國要做的事。

準確地講，“積貧積弱”代表的是一個整體印象，并不是貫穿北宋始終的。在宋初的兩次北伐之間和前后，宋軍在局部戰(zhàn)場屢屢獲勝，宋軍主力步兵多次以少勝多，被視為“積弱”象征的北宋騎兵、甚至廂軍也表現不俗，甚至擊敗過遼軍騎兵最強悍的鐵林軍。

那么問題來了，為什么實力遙遙領先的北宋，卻經常被遼和西夏欺負？

首先，我們需要澄清一個概念。欺負也就是無奈的求和、妥協，是具備一定實力和條件的忍氣吞聲，并不意味著北宋就沒有還手之力，而且遼、西夏一直對北宋虎視眈眈，特別是遼朝入主中原的野心可不是一天兩天了，但最終也沒能如愿。他們可以欺負，但不能統治。這就說明，北宋的實力只是足以抗衡不至于亡國，但卻不能如漢唐一般一統天下。

北宋屢屢被欺負的原因主要歸結為兩點。一是，沒有雄才大略的皇帝，二是遼和西夏的軍力實在太強。

宋太祖和宋太宗不必多說，都是有理想、有抱負的，頗具大略，都敢于向遼主動開戰(zhàn)，并且還取得了不少戰(zhàn)績。總的來說，宋初太祖、太宗時期，基本和遼打個平手，沒吃多少虧。可是，宋太祖趙匡胤因為“黃袍加身”，心里有陰影，“杯酒釋兵權”之后仍然心存芥蒂，文官治國走得太偏了。

不得不說，文官治國是大勢所趨，也是一個國家強盛的標志。宋太祖錯就錯在，他所使用的制度是不切實際的，文官監(jiān)軍，處處掣肘。何況還是在外患如此嚴重的時候。所以，即使北宋在軍隊數量上不輸給遼、西夏，可是戰(zhàn)斗力和指揮上就跟不上溜了。

太宗之后的北宋皇帝，實在沒幾個拿的出手的，守成尚且不足，還能指望他們上天？再說軍事。西方學者認為，騎馬民族的戰(zhàn)斗力來自于騎兵的諸多優(yōu)勢。這種騎兵在軍事戰(zhàn)術上，勝過中原的步兵，直到近代火器傳入之前，亞洲的軍事優(yōu)勢可以說都被騎兵給占了。單說西夏，黨項族(建立西夏的民族)男子十五歲成年，平時游牧，戰(zhàn)時入伍，隨時可全民皆兵，可一次性征兵五十萬。士兵自弓箭、甲胄、糧食，戰(zhàn)斗力極為強悍。不服不行！

遼和西夏的冶鐵技術也很發(fā)達，兵器制造業(yè)很先進。西夏的“神臂弓”，木質弓身，鐵制的槍膛，銅質的扳機，配上麻絲搓成的弓弦，射力強大而精準。他們就靠這些吃飯，不用搞活經濟，直接去搶就行了。

所以，北宋受欺負是源于軍事上的相對弱小。換句話說，他們擅長的恰恰是你不行的，偏偏這一項卻又是致命的。這就好比，你再厲害，碰到蒙元的鐵騎也只能唉聲嘆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