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非常重視臺諫制度(中央監(jiān)察制度，設(shè)御史臺和諫院)，尤其是宋仁宗一朝，官員因讜言直聲而名震天下者不在少數(shù)，像范仲淹、歐陽修、包拯等人，最初都是成名于御史、諫官任上。當時，還有一位赫赫有名的諫官，不但敢說，而且敢做，多次與皇帝叫板，連宋仁宗都怕他三分。

同時，他不僅在性格上耿直，在事業(yè)上亦極其勤奮，詩歌藝術(shù)聞名當時，書法成就享譽古今，有才情、有識見、有追求、有擔當。尤其是在福州、泉州等多地主政期間，他發(fā)展教育，建設(shè)水利，打擊豪強，破除陋習，創(chuàng)造性地開展工作，想一件，干一件，干一件，成一件，為老百姓做了許多實事好事。他，就是被老百姓贊頌為：“行人六月不知暑，千古萬古長清風”的千古名臣蔡襄。

蔡襄，字君謨，興化仙游人(今福建仙游)。十九歲即以開封府鄉(xiāng)試第一的突出表現(xiàn)考取進士，名動京師。進仕后，他歷任西京留守推官、知諫院、知制誥、翰林學士、三司使、知福州、知泉州等職，以正直端方、敢于言事的特點孑然獨立于士林，不入時流。

1036年冬，范仲淹因彈劾宰相呂夷簡獲罪，落職饒州(今江西鄱陽)，歐陽修、余靖、尹洙上書抱不平，結(jié)果也被貶出京城。當時，蔡襄還只是小小的西京留守推官、館閣校勘，言微資淺的他，公開站出來仗義執(zhí)言，作組詩《四賢一不肖》，稱頌范、歐、余、尹為“四賢”，臭罵在范仲淹貶官時推波助瀾的高若訥為“不肖”。其中，《右范希文》一詩曰：“中朝鶯鶴何儀儀，慷慨大體能者誰。之人起家用儒業(yè)，馳聘古今無所遺。當年得從諫官列，天庭一露胸中奇。矢身受責甘如薺，沃然華實相葳蕤……”蔡襄這一組詩洋洋千言，氣勢磅礴，士人爭相傳閱，一時洛陽紙貴。據(jù)說，當時恰有契丹使者來宋，他們購得此詩，攜帶至遼國，張貼于幽州館舍，供人品鑒。

1043年，蔡襄與歐陽修、余靖、王素等四人，被宋仁宗任命為知諫院，出任諫官。這給了正直無私的蔡襄一個施展才華、報效國家的平臺，他更加執(zhí)著于上書言事，匡時濟世。蔡襄生活的時代，北宋王朝已經(jīng)有了七八十年的發(fā)展，朝廷承平日久，許多舊的制度已經(jīng)不適應新的形勢，積弊叢生，危機四伏。當時，災情頻發(fā)，京東旱災，江淮蝗災，秦州地震，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憂心如焚的蔡襄向宋仁宗上《言災異》奏折，直言不諱地指出：“不顓聽斷，不攬威權(quán)，使號令不信于人，恩澤不及于下，此陛下之失也”，認為災害連連，是因循守舊、人事不修的結(jié)果，他要求宋仁宗自我反省，更加勤政務實，樹立朝廷威信。此奏一出，聞者悚然，把當時朝廷內(nèi)外在大臣們嚇出一身冷汗。

1044年，開寶寺發(fā)生火災，安奉佛牙舍利的靈感塔被毀，朝野震驚，許多宮人甚至燒炙手臂，剃去頭發(fā)，表示對佛的崇敬歸命。宋仁宗也信佛，深感惋惜，他安排人把靈感塔地宮中所藏佛牙塔移入內(nèi)宮供養(yǎng)，并計劃重新建塔安奉。蔡襄聽說后，極力反對，他上書說：“非理之福，不可徼幸。今生民困苦，四夷驕慢，陛下當修人事，奈何專信佛法？或以舍利有光，推為神異，彼其所居尚不能護，何有于威靈。天之降災，以示儆戒，顧大興功役，是將以人力排天意也。”(《宋史?蔡襄傳》)蔡襄的意思是，舍利若真有靈性的話，那它為什么連自己居住的房子都保護不了呢？他不但把宋仁宗重修佛塔的想法嘲笑了一番，還認為不修人事、專信佛法，那是以人力逆天意，本末倒置，勞民傷財。蔡襄的話，擲地有聲，如同一支支離弦的響箭，紛紛射向了宋仁宗。好在宋仁宗心懷仁慈，除了繼續(xù)潛心佛法、關(guān)愛舍利之外，對蔡襄的話，倒也沒怎么計較。

后來，蔡襄出任知制誥，當上了宋仁宗的秘書，負責起草詔令。歷代秘書崗位都是前途無量的美差，只要順從了皇帝的旨意，出將入相幾乎指日可待。蔡襄卻一點也不懂得珍惜崗位資源。參知政事梁適，因結(jié)交內(nèi)侍當上了宰相，遭到御史馬遵、呂景初、吳中復的多次彈劾，梁適的追隨者上書宋仁宗，說如今御史濫用職權(quán)，而宰相卻動輒得咎，以后誰還敢當宰相？

左右為難的宋仁宗，一面聽從御史建言，把梁適罷相，又以彈劾材料中有風聞之詞為由，把三位御史貶出京城。當宋仁宗安排蔡襄起草貶三位御史的詔書時，蔡襄卻認為按照祖制，御史彈劾官吏，風聞之言亦可參考，御史不必擔責，竟然拒絕起草詔書，致使宋仁宗作出決定后，卻無法完成誥命手續(xù)。不過，奇怪的是，這樣一個處處作對，常常讓皇帝不快的人，宋仁宗非但沒有貶他的官，降他的職，反而對他格外厚遇，曾感嘆說：“有子如此，其母之賢可知”，主動給蔡襄母親賞賜帽子、披肩之類的珍貴服飾，親筆書寫“君謨”二字，安排特使拿著詔書，專程送達蔡襄家里，以示寵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