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官場發展出一套半制度化的送禮名目，什么“別敬”、“程敬”、“炭敬”、“冰敬”、“三節兩壽”等等。這幾個“敬”要解釋一下。所謂“別敬”，指地方官赴任前向京官告別時致送的禮金;“程敬”是以路費名義送出的禮金;“炭敬”、“冰敬”是冬夏兩季送給京官和地方領導的禮金;“三節兩壽”則指春節、端午、中秋及領導本人、夫人的生日，這也是必須要送禮的日子。

這種種名目的送禮慣例，又總稱為“陋規”。陋，是丑陋、見不得人的意思;規，可以理解為規則。“陋”而且“規”，說明這已經是一種半制度化的官場守則。盡管任何正式的官方文件都不會給官員規定送禮的義務，但是，致送陋規的官場守則，無疑是所有官員心照不宣并共同遵守的，連禮金的規格都有了約定俗成的標準。

有個叫張集馨的官員，以其親身經歷，將他為官二十年來的送禮清單都記錄了下來，也給后人留下了一份了解清代官場送禮政治的珍貴資料。

張集馨被任命為陜西督糧道時，出京之前向京官送禮辭行，一來感謝諸位此前的照顧、提攜，二來拜托各位以后多多照應，共送出別敬一萬七千兩銀子，折合人民幣約250萬元。當時張集馨并無積蓄，別敬的錢是向廣東洋行、朋友和西洋人借來的。不過，他任督糧道一年，不但連本帶利還清了借貸，還給儀征老家寄回一萬多兩銀子。可見督糧道的權力含金量確實非同小可。這筆權力收益當然是來自對百姓錢糧的浮收，張集馨也心中有數，因此“心每不安”。我覺得，能心每不安，算是有良知的好官了。

其他張集馨記錄在案的別敬還有：任四川按察使(相當于省高院院長)時送出一萬五千余兩;任貴州布政使(相當于副省長)時送出一萬一千兩;調任河南布政使時送出一萬二三千兩。別敬具體如何分配，張集馨也有記述：軍機處(清廷的決策機構)大臣每處四百兩;上下兩班章京(軍機處辦事員)每位十六兩，如有交情或相通信、協助辦摺的章京，一百、八十兩不等;六部尚書、都御史一百兩;侍郎五十兩;其他部門領導五十兩，按級別依次遞減;同鄉、同年以及有世交的朋友，概行應酬。

可以看出，別敬的份額，大致是按京官的權力等級進行分配的，比如軍機處大臣實權最大，所以孝敬的數目最多，章京雖然是小辦事員，品秩很低，但“有交情或通信辦摺”的章京，因為掌握著影響張集馨仕途命運的隱權力，也需要奉上較多的銀子。

以上是“別敬”的支出，以其他名目送出的禮金，也是一個大數目。張集馨的記述說，他擔任陜西督糧道時，駐西安的將軍過三節兩壽，督糧道每次得送禮八百兩銀，另外還有表禮、水禮八色，門包四十兩一次。駐西安的兩名都統(軍區長官)，每節每員送銀二百兩，水禮四色。八名協領(軍區中層將領)，每節每員送銀二十兩，上白米四石(折銀約八兩)。將軍、都統還推薦家人在糧倉工作，其實也就掛個名不干活，按節領工資。這是地方文官對駐地滿族軍官的尊敬與照應。當時的八旗兵驕橫跋扈，如果招呼不周，他們領糧米時就會百般挑剔，平日以刁難老百姓為能事的糧倉管理員，這時也是秀才遇上兵，只能忍氣吞聲。督撫以下的地方官又無權節制官兵，所以對管兵的將領們需要先打好關系。

給陜西巡撫的禮金則按四季致送，每季送一千三百兩銀，一年下來，就是五千二百兩，巡撫三節兩壽，還要送表禮、水禮、門包雜費。這個接受張集馨賄賂的陜西巡撫，正是大名鼎鼎的林則徐。給陜甘總督的禮金按三節致送，每節一千兩，再加上表禮、水禮、門包雜費，派人到蘭州呈送，一年合計也得三千多兩銀。另外，每年春節還要給部分京官送去炭敬，至于數目多少，張集馨沒有記錄。

張集馨的宦游人生后期，由于遭受彈劾，數度被革職，又起復，幾經宦海沉浮，見慣官場險惡，萌生退意，加之權力值下降，收入減少，因此對于官場應酬、聯絡人情的慷慨程度已大不如前。盡管如此，他任甘肅布政使時，給地方實權派、按察使明緒張羅的母喪奠銀達一萬兩之多;在任福建布政使時，送給總督與巡撫的壽節禮金及門包，也有八百余兩銀。

張集馨三十七歲出任知府，六十六歲請假回京，宦游三十年，扣除中間被參革職和丁憂離任的十年，主政一方的時間達二十年之久，所送出的各種“敬”究竟有多少呢？我估算了一下，張氏有記錄在案的，按記錄的數目計，沒有記錄的三節兩壽禮金，按較低標準的每年一千兩算，合計起來，二十年來，張集馨至少送出了十萬兩銀的規禮。應當說，這個估算是非常保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