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中期以后，官員之間喜歡借饋贈之名，行賄賂之實，以謀取不正當利益。這種灰色交易猶如軀體內的惡性腫瘤，四處蔓延，異常活躍。權力系統成為利益輸送的管道，官家制度在其傳導過程中，其剛性的一面也隨之層層遞減。

遞減的制度根本無法約束食權者膨脹的欲望，這種自下而上的病原體傳導方式，將權力結構層層腐蝕。州縣將利益導向道府，道府再導向總督和巡撫，總督和巡撫則導向京城權要們，最后接棒的是皇帝本人。

在官僚機器的運行過程中，這種迎來送往的利益傳接成為權力的潤滑劑。作為這部機器的主人，乾隆皇帝居然也參與到了這場權與利的博弈當中。皇帝居然也接受朝中大臣們的禮品，送給皇帝的禮品就是“貢品”。皇帝什么稀罕玩意沒見過，所以給皇帝辦貢是一項勞神勞心的活，各方面都要考慮周全，既要是天下奇珍，又要不流于世俗。

雖然進貢標準不一，但別的督撫大吏乃至京中權貴在這件事上也不敢有絲毫的怠慢。他們也得打腫臉充胖子，想盡一切辦法緊跟而上，進貢成了當時各級官員爭寵賣乖的必備手段。其實進貢之風并不是始于王亶望，當時的大學士、云貴總督李侍堯曾經一次性進貢品九十余種。當時有人將乾隆朝進貢成風的罪責推到李侍堯的身上，認定李侍堯“善納貢獻，物皆精巧，是以天下封疆大吏從風而靡”。

連續的貪污案暴露出了官僚集團的貪腐黑幕，乾隆也并非不清楚官員們進貢與吏治敗壞之間的關系。乾隆皇帝在查辦王亶望貪污案的整個過程中，曾經三次降旨對進貢作出某種限制，我們姑且將其認定為乾隆對官員進貢之事的自我檢討。但乾隆這么做，只是做做應景的表面文章。因為沒有官員會相信這種蔓延開來的腐敗之風會來個急剎車。

當然對于皇帝來說，不納貢并不代表不斂財。在權力系統的利益管道中，又何止這一種選擇。比如說“和珅跌倒，嘉慶吃飽”。如果說和珅撈取的是灰色利益或者黑色利益，那么嘉慶抄沒其資產，是不是間接撈取灰色或者黑色利益呢？如果全部充入國庫，并將這些資產用于民生，就等于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實際上并未如此。

其實官員的廉潔還真就不是一時半會能夠養出來的，就拿以廉潔自律聞名的閔鶚元來說，到后來也還是在官場灰色生存的各種規則面前低下頭，走上了“苞苴日進，動逾千萬”的權錢交易之路。而他變法兒籌措來的近30萬兩罰銀，大都被指定繳到了內務府。乾隆初年，內務府的日子并不好過，如果皇家遇急事只能靠戶部的銀庫(類似于中央銀行)來暫時接濟。

到了乾隆中期，在大造圓明園等皇家林苑，以及滿足皇帝種種揮霍的同時，內務府卻奇跡般地實現了扭虧為盈，其所屬機構廣儲司、圓明園、造辦處三座銀庫更是歲歲盈積。就連戶部也經常從內務府借錢，從這一微妙變化中可以看出，乾隆皇帝在斂財方面絲毫不遜于他的那些臣子。

我們來看一看乾隆這次短途旅行都收到了哪些貢品：二月十六日，在黃新莊駐蹕時，蒙古阿爾善親王羅卜藏多爾吉進了“金六十錠”，凈重五百九十二兩。親王說，這是預備皇帝一路上賞賜他人之用。六天后，還是在黃新莊，河南巡撫徐績給皇帝進了數車衣料，包括貢緞袍五十端、貢緞套五十端、寧袍五十端、寧褂五十端、杭綾一百端、汴綾一百端、貂皮一百張、烏云豹一千張、銀鼠一千張。

由北京到山東，一路之上，幾乎每個驛站都有大量的貢品在等著乾隆皇帝查收。內務府派出大量接收人員，源源不斷地將這些貢品裝車運回皇宮……皇帝出一趟差，賺得盆滿缽滿。

乾隆年間的貪風之熾與懲貪之嚴，兩種風氣的激烈碰撞，讓人看得一頭霧水。我們就拿王亶望貪污案來說，整個甘肅官場可以說是到了無官不腐的地步。一件貪污案處理下來，前前后后竟殺掉大小官員50多人，不能說懲貪不嚴。

可這種霹靂手段并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貪風依舊愈刮愈猛。乾隆對這個案子的處理頗值得玩味，雖然整個甘肅官場到了無官不腐的地步，可最后受到國法處置的只有200人，要知道，一個省的官員接近千人。

這些漏網的官員就是沾了集體腐敗的光，涉案官員之多讓乾隆也覺得心驚，最后不得不抬高立案的門檻，涉案金額由最初的一千兩提高到一萬兩。既然一個林子里都是貪吃的野獸，為了保持生態平衡，那就抓大放小。

皇帝用事實證明，腐敗有個邊界，沒有撈出界就是安全的；一旦撈出界，就是危險的。危險系數會隨著參與人員的增加而得到稀釋，人越多，也就越接近“安全”的彼岸。

這也正是“齊黑”效應的題中應有之義。當這條權力鏈上的所有人都準備一條道走到黑的時候，黑與白的對比也就失去了參照。在這種情況下，誰是“黑”，誰又是真正意義上的“白”呢？不過都是行走于灰色地帶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