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朝在不少嚴肅且并不淫邪的史學家眼里，其實是很值得稱道一番的。例如，漢學家費正清就極贊明朝，稱其為封建帝制進化成的“完全體”;而英國史家崔瑞德與牟復禮則在《劍橋中國明代史》里稱頌明朝說：“它在其最后階段所具有的內部相對穩定的封閉的和光輝燦爛的傳統中國文化是越來越成熟了。”

有一本清代初年人寫明代的小說《醒世姻緣傳》，對于市井人物生活細節的刻畫，最為真實微妙。明代市井階層讀書之風興盛，但讀物并非圣賢書，而是子不語的黃色書籍。尤其是晚明時期，一般居家男人的枕邊，大約都放著《肉蒲團》、《金瓶梅》、《如意君傳》這樣的黃書。口味更咸重一點的，則是《繡榻野史》、《浪史奇觀》等極低俗的地攤讀物。奇怪的是，它們竟然都被當成教科書在看，入夜時，男人們會有樣學樣，照著書里的描寫與自己的妻妾來一番“實地演練”。時刻想著臍下三寸的事兒，乃明朝勞動人民生活的真實狀況。

在明朝，理學的發展可謂登峰造極，巍乎岸然的道德之士在臺面上天天喊著“存天理，去人欲”的高尚思想，但民間廣布流傳的，卻是春宮圖、房中術和各色咸書。而在普通百姓的閨房之外，燈火通明的城市街道更是妓院林立、笙歌不斷。人們常說，上有所好，下必盛焉。明代民間色情文化之所以如此發達，與上層統治者“以身作則”的提倡大有關系。

看看明朝歷代那些皇帝，自太祖以來，基本上一個比一個好色，一個比一個荒淫。武宗朱厚照在京城西苑建豹房供淫樂，包房間數超過兩百，實為史上最氣派的“天上人間”。其后的世宗朱厚熜，當政期間沉迷春藥，吃完藥就在后宮玩“千人斬”，居然玩到二十多年不上朝。他的兒子穆宗朱載垕、孫子神宗朱翊鈞還有重孫光宗朱常洛，均繼承了祖上的光榮傳統，基本上都把壯陽藥當開水喝，每天都在“海天盛筵”中度過。流風所及，連當時的偉大醫學著作《本草綱目》也快要成了一本春藥大全，其中記載的近半數藥物都具有類似偉哥的功效。

情色的明朝偏偏又是一個講求“以孝治天下”的哲人國家，不過，道德家們視君臣如父子的觀點倒是為群臣們效仿皇帝的淫樂生活作了一個極好的借口。難道老子淫得，兒子淫不得？服用春藥和淫亂之風因而得以在群臣中流行起來。最厲害者如嘉靖時的權臣嚴嵩，明史里說他臥室里擺放的唯一家具是一堆裸女，從夜里玩到早上，起床時連吐痰洗漱也是用的“人肉便器”。這就不光是淫，而是淫到深處，近乎變態了。

君父淫亂如此，父母官們淫亂如此，請問整天被他們統治、教導的升斗小民想不往情色低俗的渾水里趟，可能嗎？難怪晚明大才人李漁說出了“世間真樂也，算來算去，還數房中”這番至理名言。可以說，明代的統治者為世人搭建了一座欲望的金字塔，金錢和肉體就是填充其間的塊塊磚石。但這個貫穿整個明朝社會的欲望金字塔，并不僅僅是傳統歷史觀所謂的“體現了統治者的荒淫腐朽”，其實，這更是他們政治智慧的一種象征。享樂之余，“淫”字確實不失為明代治理國家、維持社會穩定的一種手段。

自古以來，揭竿造反者往往不是那些餓得快死的人，而是吃飽了飯、多余精力沒處發泄的屌絲。近代有位偉人考察了湖南農民運動后得出結論說，最具革命造反精神者，并不是窮鬼，而是男性荷爾蒙分泌過多的社會閑雜人員。如果逆向思維，想要最大限度消除造反者，莫過于讓社會上溢出的多余荷爾蒙有個歸宿。淫穢文化與情色產業，自然是其最佳去處。

對于明代的“誨淫”，漢學家高羅佩的解釋頗有見地。他認為，所謂房中術和色情小說的泛濫，其實是一種與當時社會形態高度吻合的世俗道德。在《秘戲圖考》中，高羅佩寫道，明代的女人們深居簡出、生活操勞，“督米鹽細務，首飾粉妝，弦素牙牌以外，所樂止有房事歡心。”因此，當時好男人的標準是“每御其妻，必候彼快。”一夫多妻制下的社會，要想女人們都幸福、家庭都和諧，只有寄望于男人在“那方面”勤快一點了。因此，淫字從某種意義上講維護了家庭的穩定。

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先把家里那點事弄和諧了，這是國治、天下平的第一步。再者，對于那些夫妻生活不和睦者，大明朝官方蓋了數不清的妓院青樓。壯漢憤青們一旦進去，兒女情長，馬上就英雄氣短。明朝自我定義的“和諧盛世”，大概就是這種如夢如幻、醉生夢死的欲望仙境了。

或許真如《劍橋中國明代史》所說，封建統治在大明已臻于成熟、完美。面子上以孝治天下，里子卻是以淫治天下。這的確不失為一種政治智慧，但并不是大智慧。否則，這國祚兩百七十余年的大明朝為何又一夕敗亡了呢？《金瓶梅》里有首詩說得好：“二八佳人體似酥，腰間仗劍斬愚夫。雖然不見人頭落，暗里教君骨髓枯。”靠欲望搭建的一切終究都是虛幻的，而一種依靠欲望來維持的統治，它的“精盡人亡”，恐怕也是指日可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