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典妻并非是罕見的事情。清代，浙江寧波、紹興、臺州等地，就流行典妻這種風俗。其間的情況也較為復雜，有把妻子典與他人，取得約定的一筆款項，期滿后還要拿出錢財來贖回的，有的期限長達五年、十年。有的女子在外生育兒女，以至于后來難以分辨哪是她原來的本夫了。也有如柔石所寫的，短期出典，為人生育，到期領回的。無獨有偶，清代甘肅也有租妻之俗，有記載說清代雍、乾時期，就流行這種風俗了。其中有長期典租的，也有臨時典租的。有的人家因貧無力娶妻而又希望有后代，于是向人租妻，租妻時立契約，寫明期限，或二年、三年或以生育兒子為期。到期后，原夫家立即“促回，不能一日留也”。

20世紀30年代，作家柔石曾寫過一篇題為《為奴隸的母親》的小說，其中情節已為人們所熟知了，秀才、地主妻子不能生育，租來窮苦人家的妻子“春寶娘”作為臨時妻子，租期到為秀才生了兒子為止。作者以凄婉的筆調，從“春寶娘”的角度，寫盡了人間的悲傷。

歷史上，典妻并非是罕見的事情。清代，浙江寧波、紹興、臺州等地，就流行典妻這種風俗。其間的情況也較為復雜，有把妻子典與他人，取得約定的一筆款項，期滿后還要拿出錢財來贖回的，有的期限長達五年、十年。有的女子在外生育兒女，以至于后來難以分辨哪是她原來的本夫了。也有如柔石所寫的，短期出典，為人生育，到期領回的。

無獨有偶，清代甘肅也有租妻之俗，有記載說清代雍、乾時期，就流行這種風俗了。其中有長期典租的，也有臨時典租的。有的人家因貧無力娶妻而又希望有后代，于是向人租妻，租妻時立契約，寫明期限，或二年、三年或以生育兒子為期。到期后，原夫家立即“促回，不能一日留也”。(清)趙翼：《簷曝雜記》卷4，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76—77頁。短期典租的，則多半是臨時性的，如外來的生意人、旅游、過路者，出資以后，就可以與租來的妻子同居了。在約定的期限內，多半是居住于原夫家中，客至，原夫要回避。一旦到了約定期限，原夫和女方就不會同意再與客人同居，即使是典租期間與客人感情很好的女性，也不會同意繼續同居;如愿出資續租則又另當別論。這種情況與江蘇等地的“趕店”之俗頗有相似之處，不同的是，趕店多是一次性交易，是交通要道地方，以家中婦女招待過往客商的辦法，而甘肅等地的典妻則有一個相對較長的時期并訂有契約。

甘肅等地還有一種兄弟合娶的“共妻”現象。當地婚俗，兄死弟妻其嫂，弟死兄娶弟媳，為常見現象，與少數民族中的“轉房”制相似，其婚姻中惟同祖者不得婚，沒有其他禁忌。

如果弟弟不同意娶嫂子，嫂子還可以吞房滅倫之罪在宗族中控告他。另一種情況是，在家庭貧困的情況下，兄弟數人共娶一個妻子。兄弟們平等，都是這一女子的丈夫，輪流與女子共宿，如果白天與其共宿，則把一條裙子掛在門口，其他兄弟就知道回避了。所生的子女，大的作為長兄的后代，以后所生，依次歸各兄弟。

甘、陜等地，還有一種“招夫養夫”風俗。多數情況下，由于女子的丈夫出現傷殘，失去了勞動能力，其妻另外招一男子與其同居，所招男子要負責養家，包括贍養女子的丈夫及其子女。女子與新招男子所生子女，則有兩種不同情況，有的地方，所生子女仍屬女子原夫所有，有的地方也有歸女子生父的。

至于有些地方，一女先后嫁于多家，然后逃跑回家的，當時就稱為“放鴿”，實際上是一種以婚騙財的伎倆，與婚姻習俗本身已經沒有多少關系了。放鴿子，上海稱為“放鵓鴿”，也有放成黃鶴，一去不返的故事。

俞樾《右臺仙館筆記》卷1載：上海北鄉有黃姓，娶妻李氏頗有姿色，黃貧無以為生，與李氏合謀“放鵓鴿”，把李賣給了曹氏。第三日，黃到曹家，想攜李氏逃走。結果李氏不僅不走，還聲稱要在曹家人面前揭穿他的陰謀。黃不得已，倉皇逃走。

這里所說的婚俗，都是典型的漢族地區發生的情況。有研究者認為，發生此類情況，多屬清代移民較多的地區。由于新移民區條件艱苦，傳統的約束較少，才發生了此種婚俗的變異。如東北地區的“拉幫套”，與上述招夫養夫情況基本一樣，就是產生于移民社會中的。但是，浙江的寧、紹、臺地區，陜西的漢中地區，及甘南地區有些地方，并非清代移民很多的地方，產生特殊婚俗當與移民問題關系不大。比如典妻，多數情況下還是為了要生育后代，它表明在所有中國傳統社會的各項婚姻原則中，生育是一條最重要的原則，為了達成生育之目的，其他原則，如女子從一而終的原則等，都要讓位于生育這一原則。例如，廣東嘉應州有一種婚俗，叫做“等郎嫂”，指的是當地尚無兒子的人家，也娶個童養媳來養著，等待兒子的降生，有時甚至要等上十年八年家里才生了兒子，故有“等郎嫂”的稱呼(清)劉聲木：《萇楚齋隨筆》卷10，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206頁。。此類婚俗也與當地人口的性別比例嚴重失調有關。

對于漢族歷史上的此類婚俗變異，還需要進一步加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