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過《三國演義》的人都知道后漢 三國時代的許多故事，但未必知道這數(shù)十年間，出現(xiàn)過連綿不斷的大瘟疫。其死亡人數(shù)之多，簡直無從統(tǒng)計。可惜不論《三國志》還是《三國演義》都沒有注意到這件歷史性大事，幸而《后漢書·五行志》還留下幾行極簡略的記載，使人知道除了戰(zhàn)爭外 還有一個瘟神同時肆虐。

匈奴人向世界傳播戰(zhàn)爭和瘟疫

英國著名學者H·G·韋爾斯的《世界史綱》講到“中國的漢朝與唐朝”時有這么幾句話：“也許因為窮奢極欲損傷了元氣，漢朝衰落了，在公元2世紀末，一場波及全世界的大瘟疫使中國的制度崩潰了，這是一場使羅馬帝國陷入一百年混亂的瘟疫，漢朝像一棵狂風中的朽木一樣傾倒了。”

此語似乎說明，東漢的滅亡更是天災。讀《三國》時過于注重人物與情節(jié)，忽視了小說是否有對瘟疫的描寫，于是查查資料，從一些側面了解那場災難。

有一篇講“中國醫(yī)院發(fā)展史”的文章有如下說法：

中國類似醫(yī)院的組織最遲在漢朝元始二年(公元2年)就已經(jīng)有了。那年黃河一帶發(fā)生旱災，瘟疫流行，皇帝劉衍(音看)選了適中的地方，較大的屋子，設置許多醫(yī)生和藥物，免費給老百姓治病。這可能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公立的臨時時疫醫(yī)院。

又到了延熹五年(公元162年)，皇甫規(guī)被提升做中朗將的官，率領大隊人馬，在甘肅隴坻一帶作戰(zhàn)。適逢著軍隊里疫病流行，死亡率高達30—40%。皇甫規(guī)便租賃大批民房，設置醫(yī)藥，把病員都集中起來一起治療。他還每天去看士兵們的病，得到全軍的熱愛。當時軍隊中的這種醫(yī)療組織叫做“庵廬”，也就好比現(xiàn)在的野戰(zhàn)醫(yī)院。

此文似乎說明，公元1世紀，瘟疫已經(jīng)流行。

另一篇文章記錄的更為詳細：

(中國瘟疫暴發(fā))一是東西漢之間至東漢時期(公元1—3世紀);另一是明末至清初(公元16—17世紀)。這兩段時期都是處在地理環(huán)境的突變時期。氣候變遷異常激烈，導至生物圈和人類智慧圈的失調及震蕩。此間一些奇怪的病癥、瘟疫就會預想不到地突然出現(xiàn)。東漢末年從公元204年至219年(建安九年至建安二十四年)中原地區(qū)流行瘟疫兇猛。東漢張仲景在“傷寒卒病論”中說“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來，猶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傷寒十居其七”。特別是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死人特多。魏文帝曹丕回憶說：“昔年疾疫，親故多受其災”。又說：“疫癘多起，士人雕落”。那時中原“家家有伏尸之痛，室室有號泣之聲，或合門而亡，或舉族而喪者”。

張仲景與曹丕的話證實了瘟疫的存在。但是，這場瘟疫暴發(fā)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有資料如是說：

東漢末年，又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大瘟疫時代。關于瘟疫的起源，據(jù)說是源自兩漢征討外族的戰(zhàn)爭。《漢書》中記載了一名匈奴俘虜?shù)脑挘骸奥劃h軍當來，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單于遺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縛馬者，詛軍事也。”今人認為，這一記錄反映了匈奴用病死的動物，向漢軍傳播傳染病的情況。

在當時西方世界的歷史記錄中，也對源自于匈奴的疾病有相當篇幅的描述。弗雷德里克·卡特賴特在他的大作《Disease&History》(中譯本為《疾病改變歷史》)中稱：“公元一世紀末時，一個殘忍好戰(zhàn)的民族出現(xiàn)了。他們來自蒙古地區(qū)，橫掃大草原直至歐洲東南。他們從中國以北地區(qū)出發(fā)，可能是被疾病或饑荒驅使，抑或兩者兼而有之，這些騎馬的入侵者是匈奴人……匈奴人帶來了新的傳染病，造成了被歷史學家稱為‘瘟疫’的一系列疫癥的流行。”

此文不僅說明瘟疫的事實，也猜測了瘟疫的來源。

世界范圍內的百年瘟疫雖說造成無數(shù)尸骨，但經(jīng)時間的風雨輕輕一刷，便成了現(xiàn)代人的遙遠記憶，甚至成不了飯后茶余的談料。

三國赤壁之戰(zhàn)，軍中大疫，曹操自己放火燒船退卻

讀過《三國演義》的人都知道后漢 三國時代的許多故事，但未必知道這數(shù)十年間，出現(xiàn)過連綿不斷的大瘟疫。其死亡人數(shù)之多，簡直無從統(tǒng)計。可惜不論《三國志》還是《三國演義》都沒有注意到這件歷史性大事，幸而《后漢書·五行志》還留下幾行極簡略的記載，使人知道除了戰(zhàn)爭外 還有一個瘟神同時肆虐。

該書記載從公元119年至217年這百年間的十次大瘟疫，既 119年會稽大疫 125年京都大疫 151年京都大疫 九江 廬江大疫 161年大疫171年大疫 173年大疫 179年大疫 182年大疫 185年大疫217年大疫。之十次瘟疫，最集中的是靈帝在位15年間，共達5次，也正是黃巾賊大起義前夕，民不聊生的時候真所謂禍不單行，大疫又兼大兵，中原地區(qū)陷入極恐怖的狀態(tài)。

有個戶口增減的數(shù)字很可以說明問題，恒帝永壽二年(公元156年)全國戶數(shù)是1607萬多戶，人口是5006萬多口。到三國末年魏蜀吳合計只有戶數(shù)149萬多戶 人口剩下560萬零200多口(金兆豐《中國通史·食貨篇》)僅存十分之一，這是何等驚心駭目的數(shù)字。當然這里沒算上戰(zhàn)爭和流動人口，但其數(shù)字也讓人害怕。

瘟疫流行 老百姓固然大量死亡，就連有特殊地位的官僚也不能避免。曹丕還未稱帝時 寫了一封信給吳質，其中說“昔年疾疫，親故多罹起災，徐 陳 應劉，一時俱逝 痛可言耶” 徐 陳 應劉就是徐干、陳琳、應療、劉楨，不但這四個人，那時連有名的王粲、阮癆都在一場大瘟疫中死去的，可知是一場彌漫上下階層的大恐怖。

赤壁之戰(zhàn)，大家都知道是一場東風、一把大火，把曹操83萬大軍燒的七零八落 大敗而回。但是《三國志》說但是曹操軍中大疫 吏士多死者乃引軍還。事后曹操在答孫權的信中，又說“赤壁之戰(zhàn)，值有疾病，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之固然是自我解嘲。但若不是真的瘟疫流行，他也無從作為借口的。而曹操敗軍以后，回到譙縣又說“自頃以來軍數(shù)征行 或遇疫氣，吏士死亡不歸，家室怨曠，百姓流離”建安二十三年又下令曰“去冬天降疫病，民有凋傷，軍興于外，墾田損少 吾甚憂之”可見至獻帝末年瘟神還未收手斂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