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凱瑟琳卡爾《慈禧太后油畫屏》其中之一，縱163.5cm，橫97cm1904年6月19日下午4點，美國圣路易斯美術館。

大清帝國皇室特使溥倫及清國特使團，會同美術館館長、副館長以及美國藝術委員會的另外幾位成員正在恭候來自中國的特殊“代表”----慈禧太后“訪問”美利堅合眾國。當然，出訪的并非慈禧太后本人，而是她的畫像。

這就是當年訪問了美國的慈禧太后替身

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幅最高統治者的油畫，而且是由一位美國女畫家在北京完成的。

精致的箱子一個套著一個，“圣容”躺在最后一個有黃緞襯里的箱子里，上面蓋著一塊明黃色的織錦緞。這塊織錦緞被隆重地掀開，畫像的揭幕禮完成了。

溥倫提議為皇太后陛下的健康和大清的繁榮昌盛干杯，于是到會者將起泡的香檳酒一飲而盡。這次隆重的“歡迎儀式”持續了五個小時。

幾天之后，這幅肖像對外開放，觀者云集。

博覽會結束時，駐華盛頓的清國公使館派出一個代表團將畫鄭重接往美國首都。慈禧太后認為，這是件很好的送給美國的禮物。畢竟，為中國太后畫一幅肖像去圣路易斯博覽會展出，是美國駐北京公使康格的夫人的提議，而具體擔任這一工作的又是美國畫家。于是美國就收到了贈給它的有史以來為中國統治者畫的第一幅肖像。

肖像到達華盛頓之后，清國公使梁誠將它正式贈送給美國總統，羅斯福代表美國政府接受了下來。

至此，中國國家元首對外國的第一次“親自”訪問，就通過一張油畫完成了。

清廷對此次“圣容”出訪極為重視，因為覺得普通鐵軌枕木運送太后的肖像不合適，還從外務部到前門外的車站鋪設了一段專用鐵道。從北京起運后，沿途官員均以最高禮儀迎送圣像。

凱瑟琳卡爾記錄此次盛事的回憶錄《與慈禧太后在一起》(With the Empress Dowager ofChina，中譯《紫苑黃昏——一個美國女畫師眼中的西太后》)，1906年初版后即成為暢銷書，并成為海外清史研究的重要文獻。

卡爾一共為慈禧畫了四幅油畫。送往美國肖像是穿朝服的，但慈禧認為著朝服太復雜，令人不耐坐，畫第二幅像時遂改穿常服，擬將第二幅畫放置在自己的寢宮內。

而第三幅畫像，慈禧則穿冬季朝服，為了便于觀賞，慈禧要求將這幅畫的畫面擴大為寬1。83、高3米。此幅慈禧油畫像右下方，有卡爾親筆簽字及“1904”字樣，至今仍藏在故宮博物院。

除美國國家博物館收藏的第一幅和故宮博物院保藏的第三幅外，其余兩幅至今下落不明。

此一“油畫外交”的始作俑者，是當時美國公使康格的夫人薩拉(SaraConger)。康格夫人是位女權主義者，在駐華期間經歷了義和團、八國聯軍以及此后中國新政改革等重要時期，她是當時對西方勢力在中國的所作所為持批評態度的少數人之一，并以其真誠、熱忱，建立了與慈禧太后及一大批清廷貴婦的友誼，是中國第一代“夫人外交”的核心。

庚子年鬧義和團后，在康有為等流亡海外的維新派及莫理循等西方駐華記者的聯合“圍剿”下，慈禧的國際形象大壞，不少漫畫更是將她的面目肆意歪曲。康格夫人認為這對慈禧和中國是不公平的。為了改變這一局面，她想出了為慈禧畫像、然后送往圣路易斯博覽會展出的主意。

她在1903年6月20日給女兒勞拉的信中說：“好幾個月以來，我對報上那些有關皇太后陛下的可怕的、不公平的漫畫一直很氣憤，同時越來越希望能讓全世界看到她較為真實的形象。我想到了請求皇太后陛下準許與她討論關于為她畫肖像的事。太后同意讓一位美國女畫家給她畫一幅肖像，并那到圣路易斯博覽會上展出。”(Letters from Beijing， 中譯名《北京信札》)

卡爾在其回憶錄中(第10章)對康格夫人稱贊有加，她提到：“康格夫人以她個人的首創，為在中外女性之間建立友好的社交關系作出了很大貢獻。是她第一個想到在自己家里招待公主和宮廷女官，美國公使館是在北京的公使館中第一個向宮廷女官發出邀請和招待她們的。美國公使館也第一個招待其他的中國貴婦人--官員和上層人士的妻子。”

在慈禧的御前女官兼翻譯德齡(Derling)的回憶錄中也對此做了詳細的記載。這位相當西化的御前女官，其父親是曾經出使法國的裕庚。長期在西方定居，德齡能說流利的英語和法語，隨其父于1903年調任回國后，就一直在宮中擔任慈禧的翻譯。德齡在她用英文寫成的回憶錄《紫禁城兩年》(Two Years In the ForbiddenCity，1912年由紐約Moffat，Yard&Co出版)中提到：

康格夫人這次來，有一項專門的目的，就是請求太后恩準，讓一位美國女畫家卡爾小姐來替太后畫像，送到圣路易斯博覽會上去，好讓美國人民能夠榮幸地瞻仰太后的懿容……太后的表情似乎很驚訝……于是我就詳細地解釋給太后聽，不過我知道太后不會懂得畫像是個什么樣的東西，因為到目前為止，太后還不曾給自己照過一張相。

我得解釋一下，在中國只有人死了才畫像，這樣，既是對死者的一個紀念，后代子孫也可以借此祭祀先人。我注意到，等太后終于弄清楚了這個請求的時候，似乎有些驚愕。我不希望讓太后在外國人面前表現得無知，就拉拉她的衣袖，說呆會兒再向她詳細解釋。太后說：“現在就給我稍稍解釋一下。”她這話是用滿洲話講的，與漢語普通話有所不同，客人不可能聽懂。于是我也用滿洲話跟她解釋了一通。太后明白了這意思后，就對康格夫人的好意表示了感謝，允諾以后再給她答復。她對我說：

“你告訴康格夫人，任何事情我都不能一個人做決定，這她大概是知道的。凡有重要的事情，在做決定之前我都要和大臣們商量。我必須處處小心，做任何事情都不能叫百姓指責。我也不能不遵守祖宗留下的規矩。”

信中，對此沒有十分詳盡的回憶，而且對德齡還似乎充滿了好感。但實際上，第二天上午，她們就鬧了一場不小的別扭。這一天，德齡收到康格夫人的一封信，信中她請求我無論如何不要鼓動太后拒絕卡爾小姐。她把信翻譯給太后聽：

太 后聽了很生氣，說：“誰也沒有權利用這樣的口氣給你寫信。她怎敢暗示說你講了反對卡爾小姐的話呢？這倒被我昨天的話不幸而言中了。你回信的時候想怎樣寫就怎樣寫，就用她對待你的方式回復她，或者，更厲害點，你就告訴她，在我們國家，任何女官都不允許試圖影響太后，另外告訴她，你還不至于這樣卑鄙，會暗地里使壞。如果你不愿意這樣說，那就只說卡爾小姐是你的私人朋友，你從來就沒想過要說任何對她不利的話。”

德齡回憶道：“我照平常的方式回復了康格夫人，盡量做到合乎外交禮儀。”

其實，畫家卡爾是德齡在巴黎時就已經認識的朋友，這一層淵源也是促使慈禧最終同意畫像的重要因素。

在康格夫人和德齡的努力下，慈禧出于政治上的考慮，勉強同意畫像，但計劃只畫兩次，而對于一幅這么大尺寸的肖像畫，兩次當然遠遠不夠。但在親自看畫家畫了一回素描輪廓后，慈禧改變了想法，并喜歡上了卡爾，請她搬入宮內居住，還命令宮內都叫她“柯姑娘”。

“柯姑娘”在宮中一住就是9個月，成為唯一一個如此近距離觀察慈禧和中國宮廷生活的西方人士。

對于這次最初帶著強烈政治目的、而后又被慈禧個人深深喜歡上的畫像，清廷十分重視，并選擇了黃道吉日開始動筆。

卡爾回憶她進入宮廷的第一天：

“8 月5日，我首次到中國宮廷覲見那天，我們在美國公使館準時起床，因為從京城到頤和園坐車要走整整3個小時，而準時是東西方君主共同遵守的禮儀。我們覲見的時間是10點半，皇太后的肖像定于11點鐘開筆;時辰與月、日一樣，都是經過反復查考歷本、再三斟酌之后方才選出的，這一刻開始繪制皇太后陛下的畫像被認為最是大吉大利。”

在 順利地獲得了慈禧的好感和支持后，卡爾開始逐漸融入到奢華而快樂的宮廷生活，但她隨后就發現，隨著肖像的進展，自己連續不斷地與中國傳統的繪畫觀念形成沖突。她回憶道：“他們希望細部越詳細越好，不想要陰影。如果只考慮太后一個人的話，她很有鑒賞力，人也開放，最后總會給我更多自由;但她也不得不遵守傳統，在繪制中國帝后的肖像時，傳統和成規必須不折不扣地得到遵循才行。……當我明白我將不得不運用傳統的方法來表現太后那異常吸引人的性格、將它平庸化時，我就不再對我的工作充滿開始時的那種熱情了。我頭痛連連，內心反抗激烈，花了很大的勁才安下心來做這不得不做的事。”

這一中西文化的沖突，在其后為慈禧作畫的華士胡博 (HubertVos)身上又再度重演。當時卡爾已經完成畫像并在海外引起轟動，而華士也已經為慶親王奕劻及李鴻章、袁世凱等朝廷重臣畫像，慈禧主動約請了這位美籍荷裔畫家，從起初勉強接受女畫家到此時主動聯絡男畫家，慈禧在這方面無疑已經達到了一個相當開放的程度。但與先前的卡爾一樣，華士也不得不放棄西方肖像畫的一 些基本技巧，“總之，不要陰影、不要陰影、不要陰影，也不要皺紋！”，華士在書信中向親友抱怨。

但華士最終與卡爾一樣，明白了中國人對領袖肖像畫這一完全新生的事物的中國式意義賦予：中國領袖所需要的并不是一幅寫實的肖像，而是一幅具有象征意義和富于寓意的紀念像。

凱瑟琳卡爾圓滿完成了她的任務，從此成為“中國人民的好朋友”，獲得了慈禧太后和中國政府的大量獎勵，并且無意間成為中國這第一段“改革開放新時期”的戲劇性注解。

“油 畫外交”當事的幾位女性，畫家卡爾、外交官夫人康格夫人莎拉、宮廷女官兼翻譯德齡，都留下了回憶錄。這些女性所撰寫的回憶錄，在西方史學界，長久以來并未得到足夠的重視，美國學者西格雷夫對此就十分憤怒，他認為這些女性回憶錄的作者(還有英國公使竇納樂的夫人、英國使館一等秘書的妻子蘇珊唐莉等)，都曾不止一次地真正會晤過慈禧太后，她們對慈禧給予了相當大的同情和理解，但“男性評論家對此給出的評價是：無知而瑣碎。然而，當我們今天重新檢視這些關于慈禧太后的私人回憶，我們發現：它們包含著許多關于她的性格和宮廷事件的有益而清新的洞見，這些，都被西方國家的官方檔案和當時在北京的外交官及專業人員的私人文獻所證實。”

他 還特別指出，“在這些書籍和文章中，慈禧太后不是惡魔，而是一個富有魅力的女人，有很多顯而易見的怪癖，在一個女人被當作痰盂一樣對待的帝國里，極力想保住自己的位置。那些第一手材料，以及許許多多可以上溯至1850年代的其他材料，在二十世紀初葉慈禧被當作昔日帝國的一件出土文物而被妖魔化的大氣候里，這些材料都被簡單粗暴地忽略了。”

1908年11月16日，美國《紐約時報》在有關慈禧之死的報道中，專門用一個章節提到“美國女畫家為皇太后寫照”。在引用了卡爾對慈禧的描述后，《紐約時報》說：簡直無法讓人相信，她說的就是那位令人生畏的皇太后本人。

正如康格夫人出于對妖魔化慈禧的不滿，而推動了這一油畫外交(我認為本質上其實還是美國外交使團出于美國國際利益和外交戰略的考慮)一樣，畫家凱瑟琳卡爾經歷了九個月的宮廷生活后，在她的回憶錄中也用大量篇幅對妖魔化中國表達了不滿。

對 于同一段歷史，即使是親身經歷者，也有不同的解讀，這是歷史研究的常態，也是歷史研究的難點。在我所收藏和接觸的大量有關晚清的西方文獻中，主流固然是對晚清中國、包括慈禧和義和團運動的批判，但也不乏類似這些女性般的對西方本身、尤其西方居高臨下的對華態度(無論是政治、軍事還是文化方面)的批評聲音。這些微弱而略顯另類的聲音，當然還談不上是對晚清中國的愚昧、腐朽的“翻案”(其實我個人認為其也不具備“翻案”的力量)，但這些聲音的存在，使我們有機會能從另一個角度聆聽歷史，也提醒我們時刻對自己可能存在的傲慢與偏見保持足夠的警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