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是一個正直、勇敢的民族，弘善抑惡、見義勇為是中華民族的傳統(tǒng)美德，一方有難、八方援助的人道主義精神千百年來已在中華民族心靈深處扎下了根，我國古代社會許多見義勇為的事跡，歷經(jīng)多年仍廣為傳頌。

然而，也有一些人從利己主義立場出發(fā)，面對邪惡勢力及危害社會安全的現(xiàn)象，卻無動于衷。對于這種情況，歷代統(tǒng)治者從維護專制統(tǒng)治的立場出發(fā)，汲取了古代儒家學說中有關(guān)“義”的思想，制定了許多關(guān)于見義勇為的法令法規(guī)，對見危不救、見義不為的行為給予惡懲。

對見義不為的懲罰措施可上溯到秦朝。1975年，在湖北云夢睡虎地出土了大量的秦代法律竹簡。我國學者對其分類整理后，出版了《睡虎地秦墓竹簡》一書，在其中的《法律問答》里，就記載了對見義不為的懲罰措施：“賊入甲室，賊傷甲，甲號寇，其四鄰、典、老皆出不存，不聞號寇，問當論不當？

審不存，不當論;典、老雖不存，當論。”該篇還記載：“有賊殺傷人沖術(shù)，偕旁人不援，百步中比(野)，當貲二甲”。從這兩段秦簡的內(nèi)容看，秦代對見危不救的處罰規(guī)定十分嚴格，凡鄰里遇盜請求救助而未救者，要依法論罪;凡有盜賊在大道上殺傷人，路旁之人在百步以內(nèi)未出手援助，罰戰(zhàn)甲二件。

及至唐代，對見危不救、見義不為的法律規(guī)定更為詳細。《唐律疏議》中有許多這方面的法律條款。如該書卷28規(guī)定：“諸鄰里被強盜及殺人，告而不救助者，杖一百;聞而不救助者，減一等。力勢不能赴救者，速告隨近官司，若不告者，亦以不救助論。”若“追捕罪人而力不能制，告道路行人，其行人力能助之而不助者，杖八十;勢不得助者，勿論”。

此外，在唐律中還有對諸如發(fā)生火災(zāi)、水災(zāi)等重大險情時的救助規(guī)定，如《唐律疏議》卷27中有：“見火起，燒公私廨宇、舍宅、財物者，并須告見在鄰近之人共救。若不告不救。減失火罪二等，合徒一年。”這些規(guī)定是儒家禮學與封建法律相結(jié)合的典范。

宋代關(guān)于見危不救的法律條款與唐代相同，《宋刑統(tǒng)》卷28中有明確的記載。明清時期，也有類似的規(guī)定。如《大清律例》卷24中規(guī)定：“強盜行劫，鄰佑知而不協(xié)拿者，杖八十”。

總之，自秦以后，歷代封建統(tǒng)治者大都制定了對見義不為予以嚴懲的法律條款。這是因為，如果任這種風氣蔓延下去，勢必會造成邪氣上升，道德淪喪，不利于社會的穩(wěn)定和發(fā)展。

為了鼓勵更多的人勇于同犯罪行為作斗爭，為了能在社會上形成一種弘揚正義、懲治邪惡的社會風氣，許多朝代都制定了對見義勇為給予獎勵的法規(guī)。

秦代是我國封建社會較早實施對見義勇為者給予獎賞的朝代。

唐玄宗開元二十五年(737年)，唐朝政府頒布了捕獲罪犯給予獎勵的辦法。據(jù)仁井田升《唐令拾遺》“捕亡令第28”載：“諸糾捉盜賊者，所征倍贓，皆賞糾捉之人。家貧無財可征及依法不合征倍贓者，并計得正贓，準五分與二分，賞糾捉人。若正贓費盡者，官出一分，以賞捉人。”這項法令開創(chuàng)了國家對捕獲罪犯、見義勇為者給予物質(zhì)獎勵的先河。宋、金時期，也都頒布過類似的法令。

元朝是我國北方少數(shù)民族蒙古族建立起來的政權(quán)，在元代的法律文獻中，也多次提到政府給予捕獲盜賊者獎勵的規(guī)定。早在元世祖忽必烈時期，就頒布過獎賞令：“諸人告或捕獲強盜一名賞鈔五十貫，竊盜一名二十五貫。應(yīng)捕人告或捕獲強盜賞鈔比諸人減半，犯人名下追征，犯人財產(chǎn)不及，官司補支”(《元典章》卷51)。

此后元成宗、元仁宗等許多皇帝都下令推行這項措施，直至元朝滅亡。到了明朝時，除對捕獲盜賊者給予物質(zhì)獎勵外，還試行了賞官制。在洪武元年(1368年)頒布的《大明令》中規(guī)定：“凡常人捕獲強盜一名、竊賊二名，各賞銀二十兩。強盜五名以上，竊賊十名以上，各與一官”。

清朝沿襲前代的規(guī)定，據(jù)《大清律例》卷24記載：“如鄰佑、或常人、或事主家人拿獲一名(盜賊)者，官賞銀二十兩，多者照數(shù)給賞。”對于在與罪犯搏斗中受傷的見義勇為者另行獎勵，如京城地區(qū)“將無主馬匹等物變價給賞”，京外各州、縣將審結(jié)的無主贓物變給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