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媒體上爆出的“美國特勤局特工海外召妓”丑聞越鬧越大。該詳細內幕是這樣的：美國國土安全檢察長經過調查發現，美國總統特勤局特工不止在哥倫比亞卡塔赫納召妓，他們在此前多次執行海外任務時存在召妓前科，涉及的國家包括薩爾瓦多、巴拿馬、羅馬尼亞和中國。因此，美國媒體紛紛懷疑，特勤局或許存在著一種“召妓文化”。我想借此沸沸揚揚的召妓事件也來分析一下，中國古代盛唐時期詩人們的“召妓文化”。

中國古代文學的輝煌時期——盛唐有不少文人“騷客”。從字面意義上來講，“騷客”是指有文化的詩人或文人。但從歷史背景和青樓文化的角度來解讀，一些詩人或許是因為喜歡沾染青樓妓女，而被人稱為“騷客”。這在歷代的詩人們身上都有體現。而在唐代，不嫖的，沒有紅顏知己的，似乎就不是個詩人，言其為嫖客時代并不為過。

古代中國是最早出現妓女的地方。專家研究，早在公元前645年的春秋時期，在今山東境內的齊國，便出現了一批性工作者。時齊國上卿管仲在齊桓公的宮城中設立“內閭”，一次就安排了多達700名女子入駐其中。內閭也稱女閭，即官辦妓院，比梭倫所設的國家妓院早了半個世紀。不論最初管仲設置妓院的初衷是什么？妓院在中國古代還是轟轟烈烈的發展起來了。到了性比較開放的盛唐時期，詩人們借助青樓女子激發靈感，創作佳品，但這也同時羞答答宣揚了一種“召妓文化”。

在唐代愛嫖的詩人中，白居易是一位不得不提的人物。白居易在《宿湖中》一詩就曾對逛青樓有感而發：

幸無案牘何妨醉，縱有笙歌不廢吟。

十只畫船何處宿，洞庭山腳太湖心。

這是白居易在蘇州做官時的狎妓詩。從這首詩的寫作背景上，便可知道白大詩人當年是何等風流。蘇州是當時又一著名的“紅燈區”，在這樣有一個有故事的地方，不玩出點風花雪月，白居易是不會甘心的。公干之余，白居易會覺得不召妓便不浪漫。但妓院環境不好，白便常召妓于居所，甚至把歡樂場移至野外——有一次便帶著妓女至太湖上放松。

太湖狎妓讓白居易樂得合不上嘴，有美女作陪，月色相伴，他樂不思歸，一連在太湖上玩了五天，夜里就摟著佳人宿睡在湖中、船上，所以這才有“何處宿”之感。而白居易也不隱瞞自己找妓女的事實，還大大方方的把這次太湖冶游告訴了自己的“嫖友”元稹——“報君一事君應羨，五宿澄波皓月中。”

白居易做官之處多是中國古代“紅燈區”，除了蘇州，還有杭州，這也為白居易的風流提供了客觀條件。后來白居易離開這些娼妓業發達之地，還念念不忘那時的歡樂，《憶舊游》就是在這種心境下寫出來的——六七年前狂爛漫，三千里外思徘回。這種“狂爛漫”自然讓元稹羨慕死了。

元稹對風月場的熟悉，與他的才情不輸當時任何一位詩人一樣，并不在白居易之下。

為什么說元稹是白居易的嫖友？這里有兩個原因，一是他們是同時代的詩人，當時就有“元白”之稱，齊名詩壇，倆人少時相交，關系非同一般;二是趣味相投，對妓女評判有相同的標準，白居易看中的，元稹往往也會鐘情，因此曾鬧出同嫖一妓的風流趣話。

白居易在杭州做官與在蘇州時一樣春風得意，風流瀟灑，有不少青樓知己，他最看中的是一位藝名叫玲瓏的官妓，經常攜此妓外出游玩，留下了段段風流。玲瓏名聲遠播，色藝過人，當地的文人騷客以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為自豪，能請到玲瓏作陪，便是有面子。時在越州的元稹聽說后心里癢癢，為了搞到玲瓏，他花了一大把銀子，才將玲瓏弄來越州。元稹讓玲瓏陪他一個多月，之后才將她送回杭州。用今天大款嫖客的話講，這是“包月”。

白居易當時并不曉得，后收到元稹寫來的“調侃詩”，才知道自己被挖了墻角。

《唐語林》(卷2)中記錄了元白兩人同狎一妓的事情：“長慶二年，白居易以中書舍人出任杭州刺史。杭州有官妓商玲瓏、謝好好者，巧與應對，善歌舞。白居易日以詩酒與之寄興。元稹在越州聞之，厚幣來邀玲瓏，白遂遣去，使盡歌所唱之曲。后元稹送玲瓏歸，作詩寄白居易云：休遣玲瓏唱我詞，我詞都是寄君詩。卻向江邊整回棹，月落潮平是去時。”

元稹鐘情的青樓姑娘最出名的當是成都名妓薛濤，每次元稹以中央官員的身份來到成都時，地方官都會把薛濤送到他下榻的地方，供他消費。一年二往，元、薛之間真的玩出了感情，薛濤為他寫一豐多首情詩。元稹也給薛濤留下了“長教碧玉藏深處，總向紅箋寫自隨”等不少詩句。大概一般人很難相信吧，元稹與薛濤之間這種關系斷斷續續，竟然維持了七年之久，最后還舍不得放棄。

唐代詩人不只有逛青樓、“共妓”的偏好，還有“群嫖”的現象。但這與元朝末代皇帝順帝的“君臣同樂”，還是有相當大差別的。元順帝情緒上來時，喜歡與群臣褻狎，男女裸處一處，君臣不避，光著屁子一塊樂。

唐代詩人也不時會發生“一塊樂”的事情，會時常找由頭聚聚，放縱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