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羹堯是湖廣巡撫年遐齡的次子，漢軍鑲黃旗人，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羹堯升任四川巡撫時“年未三十”，據此推算，他大約生于康熙十七年，與雍正同歲。康熙三十九年，年羹堯中進士，后改庶吉士，授檢討。四十四年至四十七年，他相繼出任四川、廣東鄉試正考官。四十八年二月，授內閣學士，同年擺任四川巡撫。在康熙末年驅準保藏戰役中，他被授為四川總督兼巡撫事、定西將軍、川陜總督。

雍正元年(1723年)三月封三等公，世襲閣替，加太保。清廷平定青海羅卜藏丹津叛亂之役中，年羹堯出任撫遠大將軍。戰后升二等公、一等公，隆寵無以復加。雍正二年十月他二次入京陛見后，開始失寵，翌年十二月被救諭自裁，年僅47歲。

康熙四十八年，雍正受封雍親王，建立雍親王府邸，而年遐齡全家從此時起歸屬雍親王門下，成為雍邸私人。不久，年羹堯親妹年氏又成為雍正的側室。可見雍正與年羹堯雖是主仆，關系卻十分親密。然而數年后，雍正和年羹堯之間出現了芥蒂。

年羹堯于康熙晚年得到皇帝倚信，步步高升后，對其主子(雍正)日漸疏遠與無禮之舉，透露出他的一個致命弱點，即恃寵而驕。雍正是位自尊心極強、性格偏狹之人，對于“藩邸舊人”的上述表現自然痛心疾首，懷恨在心。

只是當時正值康熙諸子儲位之爭十分激烈之際，而政治地位蒸蒸日上的年羹堯，對于雍正謀取帝位顯然極有用處。所以，雍正才采取威脅利誘并舉的手腕，迫使他為己所用。有的學者認為，雍正與年羹堯關系中的這一裂痕，對于數年后雍正嚴厲處置年羹堯，具有一定影響，這種推測不無道理。

雍正元年末，羅卜藏丹津在青海發動叛亂，陜甘為之震動。年羹堯被任命為撫遠大將軍，在岳鐘琪的緊密配合下，采取重點進攻，速戰速決方式，迅速平定了叛亂，使西北、西南的局勢得到了穩定。年羹堯還提出一系列治理青海的方針政策，徹底驅逐了在青海的準噶爾勢力，并為其后進一步解決準噶爾問題奠定了基礎。這是清朝統一邊疆事業中的一個重要成就，而此舉是在雍正的決策、領導下，在年羹堯具體指揮下完成的。它大大提高了雍正在清朝最高統治集團中及在全國的威望。

其時，曾與雍正爭奪儲位的允襈、允禟集團，尚有較大實力，大部分朝臣也對新皇帝抱著消極觀望態度。雍正能夠打破這一局面，擺脫困境，放手清除朋黨，年羹堯助有一臂之力。

雍正對其喜愛之人極為親近，所降朱諭，如同在與家人閑話家常。如一次諭年羹堯：“牙疼藥方寫來，你這里合的仍合了送來。再，你奏落的牙，如何用涼水洗？如何安于牙位？可以如舊之奏，聯忘記了，亦明白寫來。”

雍正甚至在賜予年羹堯平安藥丸的同時，還御書服用此藥的方法，可謂細致入微、關懷備至。而告知“去冬一冬無雪，正月無雨”一類的家常話，在給年羹堯的諭旨中亦是常見。閱讀這些以普通生活為內容、言辭極溫和的文字，哪能想到這是一位至尊無上的皇帝寫給下屬的諭旨，就象一封極為普通的民間家信。

年羹堯在雍正的異常榮寵下，不知持盈保泰、戒驕戒躁，其恃寵而驕的致命弱點，再度暴露無遺，并有惡性發展。若以年羹堯與雍正另一寵臣隆科多相比，后者因任職京師，處于葷毅之下，從政時不能不有所收斂。而年羹堯身為川陜總督、撫遠大將軍，在西北地區獨攬大權，無權力機構予以約束監督，更使之得以胡作非為。

年羹堯利用職權，貪贓枉法，巧取豪奪，積累了大量財富。他任意舉薦、罷默官員，稱為“年選”。在西北各地安插親信、擴充實力，逐步形成一個宗派集團。年羹堯的潛越行為表現在各個方面，并日益嚴重。他違制對將軍、督撫“擅用令諭”;在從西安前往北京途中，竟令某些督撫“跪接”。他還曾令扎薩克郡王額驗阿寶下跪;對于雍正遣往軍中的侍衛，竟“作奴隸使用”。這些行徑，都已大大違背封建社會皇權專制下的君臣關系準則，僅其中一項，即會招致殺身之禍。

更有甚者，他竟公然為雍正代筆：“今年三月，臣將所刻陸宣公奏議一部恭進，蒙圣恩許賜序文，……伏念萬機無暇，恭勸節勞頤養，何敢以此上煩圣心，不揣固陋，代擬一序，倘得哀翰揮灑頒發，臣之榮耀永永無極。”臣下擅改諭旨，代皇帝撰寫序文，而且先斬后奏，這在封建專制王朝，當然是大逆不道、不可寬恕之罪，而年羹堯卻相繼做出，足見其得意忘形之至，同時也暴露出他對雍正的不恭之態、不臣之心。這已遠遠超出雍正所能容忍的程度，盡管他當時隱而未發，但惱怒之心情可想而知，從而加速了他與年羹堯的決裂。

身為功臣，必須避免因“功高震主”，而招致皇帝疑忌和同僚嫉恨，他對皇帝的忠貞誠敬，他的謙遜與謹慎，只有與皇帝的褒揚之態成正比例發展，方能免禍于萬一。然而，年羹堯卻反其道而行之，他將雍正對自己的感激與贊賞視為當然，恃功而驕，恃寵而驕，種種貪婪潛越行徑，嚴重侵犯了皇權，終于為雍正帝所不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