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六賊”是民間對北宋年間六個奸臣的合稱，這六個人分別是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朱勔、李邦彥，基本都是宋徽宗時期重要的大臣，這六個人貪贓枉法、橫行霸道，弄得民不聊生，是導致當時江南方臘起義和金國入侵中原的罪魁禍首。

然而，演義中的蔡京貌似一點本事都沒有，然而正史中，蔡京既是所謂的“改革派”(史稱“變法派”或“新黨”)，是北宋有名的書法家，也會作畫吟詩，但他同時也是一個奸臣、大貪官。

新舊兩黨公認的宰相之才

對于蔡京的才能，同時代的記載中就已經揭示出對他極高的評價。被王安石列為天下僅有的三個宰相之才之一，蔡京的才能可見一斑。如果說王安石是變法的首領，對同屬變法派的蔡京青眼有加的話，那么舊黨一方的首腦人物同樣對蔡京稱賞不已。

舊黨元老呂公著曾評價他是所見過的最好的人才，并將子孫托付給蔡京。司馬光也對蔡京在元祐更化時廢除心法中體現出的行政能力大加贊賞。司馬光和呂公著是元祐更化中舊黨的兩根頂梁柱，他們都對蔡京的治國才能給予了高度的認可，就說明蔡京的能力已經超越黨爭，成為新舊兩黨公認的治國之才。

驚才絕艷，制度超前目光遠

蔡京主政時期的種種經濟財政政策屢屢被后人詬病為“聚斂”，“苛政”，但同時，徽宗朝的社會經濟成就也是不可忽視的。在華麗的表面背后，蔡京采取的一系列適應現實的經濟財政政策起了很大作用。

蔡京的主持的對茶、鹽、酒等專賣領域的經濟改革，在中國古代專賣制度發展上占有重要地位，推動了民營經濟。成為經南宋直至元明清沿用的專賣制度的范本。貨幣改革也適應了社會各階層對貨幣的需求。社會救助制度的推行力度之大，在古代歷史上是空前絕后的。

政爭權斗，成由佞上敗亦因

蔡京深知，宋徽宗是大宋最高領導人，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只要“擺平”宋徽宗，就能夠擺平一切。徽宗即位不久，也想有所作為，有意恢復其父神宗的改革舉措，于是蔡京打出輔佐徽宗“上述父兄之志”、恢復“新法”的旗號。

蔡京身為宰相，不僅不勸諫徽宗以國事為重，而是投其所好，聽任他沉湎于各種愛好。在宮內，蔡京一直有固定的內線。蔡京可以隨時獲知宮中信息，把握徽宗心思，積極迎合;及時知曉政敵在徽宗面前低毀自己的內容，以便盡早找到對策。

悲劇之源，皇權專制逼成奸

自其步入官場之始，他耳濡目染的就是神宗如何運用權術獨大皇權，以及原本只是少數的變法派借助皇權的威力掌控權力，以權謀私從而形成北宋晚期的“權門”。再經歷元祐、紹符以來的的政治紛爭，對于權力欲極強的蔡京來說，給他留下的深刻經驗和教訓就是依賴皇權的重要性。

蔡京的覺悟就是，竭力服務的對象是手握皇權的皇帝本人，而不是國家，更不是廣大百姓。徽宗朝以蔡京為代表的一干大臣的升遷貶退，本質上都是徽宗個人意志操縱。而這一點正是養成蔡京類“奸臣”的土壤。相比之下，宋仁宗朝皇權、相權、諫權三權分立，相互制衡。

這個格局下，行政和財政方面的才能的發揮反而更容易受到各方青睞。假如蔡京身處仁宗朝，成為奸臣的可能性大大降低，成為張方平式的能臣恐怕是最大的可能。

給于后來人的啟示

官場中的官員，為奔一個好前程者，顯然不能把“為民干實事”作為當官的宗旨，而是要把“為上級服務”作為其核心任務。歷代官場中最成功的官員，其最顯著的特點是“會做人”，而不是會做事。

所謂“會做人”，并非是指人品高尚，而是在上級面前“值得信賴”，上級的嘉許高于一切口碑。在官官相爭以及一個別人成功就是自已失敗的零和博弈社會中，惡性競爭不可避免地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