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冥婚”，就是將已經(jīng)去世的男女結為婚姻。這里說的是曹操與他孫子魏明帝曹叡的事。

那一年是建安十三年(即公元208年)，曹操在赤壁大敗而回，征召賢者田疇又不能讓田疇屈服，曹操心情很糟糕。就在這一年，曹操的幼子曹倉舒死了;盡管曹操的子孫眾多，但這畢竟是自己很喜歡的小兒子。(據(jù)相關史料記載，魏文帝曹丕黃初二年就將十個弟弟由列侯進爵為公，然后次年三月又由公進爵為王;由此可以看出曹操的兒子還是比較多的。)曹操非常傷心痛惜，當時擔任司空掾邴原的女兒去世的較早，曹操便“欲求與倉舒合葬”。而邴原推辭拒絕了，他說：“將死去的女兒嫁給一個夭折的人，是不符合禮儀的。我能被您所包容，就是因為我能堅定地遵守禮儀道德。如果聽從了您的請求，那我就是一個凡庸的人。”曹操畢竟是個明事理守禮儀的人，也就不再強求了。

在評論東漢風俗教化之美的時候，司馬光認為曹操“有大功于天下，其蓄無君之心久矣，乃至沒身不敢廢漢而自立，豈其志之不欲哉？猶畏名義而自抑也。”其意思是，曹操早就有廢漢之心，但畏懼名義而自我抑制罷了。在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即曹操駕崩的前一年，侍中陳群等人都紛紛勸諫曹操應該代漢而立，但曹操依然堅持“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所謂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仍然敬事商朝。因此終其一生，其最高爵位也只是魏王，曹操做了三年魏公，四年魏王。

因此，在為兒子曹倉舒求取冥婚時，他畏懼名義而沒有采取強制的措施讓邴原屈服，而且他也不愿意讓自己背負起一個破壞禮儀道德的壞名聲。司馬光很巧妙地用了“欲求”二字，寫出了一個在名義面前謹慎畏懼的曹操。

而到了魏明帝曹叡，情況就大不相同了。

曹叡容貌俊秀出眾，站立時長發(fā)垂地，有些口吃而話語不多，但性格沉著剛毅而很果斷。他記憶力超強，雖然只是左右的小官吏，但檔案中所記有的有關性格愛好、主要事跡與重要經(jīng)歷，甚至家中父兄子弟的情況，一經(jīng)過目便終身不忘。他在東宮的時候，由于不結交朝臣，不過問政事，一心只讀各種典籍，因此即位以后，幾乎所有的臣子都迫切地想一睹他的風采，在他獨見侍中劉曄的時候，談了整天話，而其他人側耳傾聽，等到劉曄出來后便紛紛追問明帝到底是什么樣的人物，劉曄評價為“秦始皇、漢孝武之儔，才具微不及耳”。尤其是他的仁慈心腸更為人所稱道，當年他與其父親曹丕打獵的時候，曹丕射殺了那只母鹿后讓他射殺子鹿，他說出了讓所有人都很感動的話：“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當然這其中應該包含有對自己已被賜死的母親的思念。

就是這樣一個仁慈之君，在太和六年即公元232年，卻做了一件與其祖父完全不同的事。那一年，曹叡的愛女曹淑去世，他非常傷痛，于是便下詔謚其女為平原懿公主，在洛陽建廟，在南陵安葬，并且直接取其母甄后的侄孫甄黃與之合葬，又追封甄黃為列侯，為他選立后裔承襲爵位，又要親自送葬。當時的司空陳群直言勸諫：“八歲以下的孩子死亡，是沒有喪葬的禮儀，更何況公主還未滿月，就以成人的禮儀送葬，而且滿朝文武穿上白色喪服，在其棺前日夜哀哭，這是自古以來所沒有的事。希望陛下抑制割舍這種有損無益的事情。”少府楊阜也極力勸諫;“當年文皇帝(指曹丕)、武宣太后(指卞太后)駕崩，陛下都不去送葬，那是以國家利益為重而以防不測，現(xiàn)在為什么要為一個尚在襁褓中就死去的嬰兒送葬呢？”但魏明帝曹叡都沒有聽從，堅持按自己的主意去行事。

司馬光在記載此事時，用了一個“取”字，即直接將其母甄后的侄孫挖出來而后與曹淑合葬，就沒有像其祖父曹操“欲求”那一說，他也不管甄家人是否同意，他更不管是否合乎禮儀道德，就那樣想到而后做到。

當然，司馬光也很巧妙地在如此龐雜的歷史敘事中，草蛇灰線地并簡單地記述了曹叡的兩個兒子。一個是曹冏，公元226年八月立皇子曹冏為清河王，但很可惜，同年十月曹冏便去世了;一個是曹穆，公元228年九月立皇子曹穆為繁陽王，但同樣很可惜的是，次年六月曹穆也去世了。

如此記述給人的印象就是曹叡的親生孩子都長不大，都很小就夭折了;這就難怪，當其愛女曹淑去世之時，他便那么不顧情面不顧禮儀地直接“取甄后從孫(甄)黃與之合葬”了。以致于最后，曹叡病重之時，也只能立齊王曹芳為太子了;而據(jù)《資治》記載，“帝無子，養(yǎng)二王(指齊王曹芳與秦王曹詢)為子，宮省事秘，莫有知其所由來者。或云：(曹)芳，任城王(曹)楷之子也。”司馬光對待這樣的歷史謎案也只能是小心謹慎地加以記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