估計專家們對此有具體研究。《儒林外史》中也零零星星提到一些，認真整理一下會發現，吳敬梓筆下的明朝出版業已經相當發達。

明朝的出版狀況如何？估計專家們對此有具體研究。《儒林外史》中也零零星星提到一些，認真整理一下會發現，吳敬梓筆下的明朝出版業已經相當發達。

首先是書店普及。書中不少故事發生在書店。馬二先生出場時住在嘉興文海樓書店，其后又到杭州文瀚樓書坊。他還自稱“杭州各書店里等著我選考卷……沒奈何，只得要去”。王玉輝自己編了三部書，一直沒有出版，他跟余大先生說：“要作游，除非到南京去，那里有極大的書坊，還可逗著他們刻這三部書。”可證當時書店之多。

其次是參與出版的人眾多。書店自然是賣書的，但也編書。書中的馬二先生、匡超人、衛體善、隨岑庵等人都是“選家”，其實就是書店里臨時聘請的主編。這幾個人主編的內容均為科舉選本，相當于今天的中考優秀作文選、高考優秀作文選之類，選一些八股文，給以批注、進行點評。這類實用教輔一般都不愁銷量。匡超人自述到杭州五六年，主編的“考卷、墨卷、房書(進士的文章)、行書(舉人的文章)、名家的稿子，還有《四書講書》、《五經講書》、《古文選本》——家里有個賬，共是九十五本。”因為書店多，競爭的關系，必須多出版圖書才有賺頭。又因原創作品風險大，大家便紛紛搞各種選本。流傳至今的明朝心靈雞湯、唐詩選、宋詞選之類還真不少。做這些選本的主編收入都不錯。馬二先生給文海樓批注墨卷，獲得了一百兩銀子的報酬。匡超人第一次編八股文選，即獲二兩銀子主編費，另得五十本樣書，書店請吃請喝另算。

再有就是銷售渠道暢通。文瀚樓老板對匡超人說：“我如今扣著日子，好發與山東、河南客人帶去賣，若出的遲，山東、河南客人起了身，就誤了一覺睡。”也就是說，有專做這門生意的人，把書籍從此地運到彼地，而且距離還不近，大概相當于今天的長途物流吧。終端銷售也有提到。牛浦到郭鐵筆的店里閑坐，看到“柜上有人家寄的一部新‘縉紳’賣”。郭鐵筆開的是個刻字店，給人刻點圖章之類，同時代售《縉紳錄》(書店出版的全國職官名錄)之類的書，可見當時售書方式不一而足。

出版自由也是一大特點。當時的人沒什么版權概念，看到好東西誰都可以拿來印。蘧駪夫偶然得到一本高啟文集，心想，此書天下沒有第二本，何不將其添了我的名字，刊刻起來，做這一番大名？于是加上“嘉興蘧來旬駪夫氏補輯”字樣，印了幾百部，遍送親戚朋友。蘧駪夫由此成為名士。鄉下人諸葛天申有二三百兩銀子，想投入出版業，也搞一本八股文選，他誤打誤撞到季恬逸、蕭金鉉，三人一拍即合，找個地方就干起來。這種狀況一直到民國時期還沒什么變化。彼時的城市里，尤其像上海、北京這種地方，隨便幾個人湊一起開個書店，出版各類文集詩集外帶出售。魯迅、郁達夫、郭沫若等很多人當年都是這樣干的。搞出版的，都是實打實地靠產品掙錢。到了今天，出版社居然可以靠賣書號掙錢了。雖然管理部門三令五申不讓買賣書號，但書號被行政壟斷，屬于稀缺資源，想不買賣都不行。這些費用最后自然還要轉嫁到消費者和作者身上，于是有人喊稿費低，有人喊書價高。殊不知，省了這天上掉下來的書號費，馬上就會有所好轉。

明朝也沒有出版審查機構。第三十五回中講，盧信侯家藏《高青邱文集》，乃是禁書，被人告發。這屬于事后審查。印不印是你自己的事兒，事后管不管是他們的事兒。到了清朝，開始編輯所謂的《四庫全書》，這個編撰機構其實更像在做文化審查工作，把歷朝歷代的書搜集整理起來，按自己的意志和喜好進行增刪，然后頒行天下，貌似功德無量，其實經過處理的“四庫全書”是對中國文化的一次巨大傷害，乃非常混蛋的做法，提起來就讓人心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