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難之役是明朝建國后第一場皇室內戰(zhàn)，也是明朝唯一一次由挑戰(zhàn)者獲勝的帝位爭奪戰(zhàn)爭。同樣，在中國帝制時期，尤其是在更加注重繼承倫理和統(tǒng)治合法性的漢人政權時期，類似這樣的由藩王發(fā)起的對合法繼位君主的挑戰(zhàn)也是罕有成功的，從西漢景帝時期的七國之亂、武帝時期的巫蠱之禍、西晉的八王之亂、南朝的宋室內亂，再到唐朝的玄武門之變和重俊、唐隆、先天之變，我們可以看出幾乎相比于斧聲燭影般隱秘的宮廷陰謀，將帝位爭奪的野心訴諸于全國范圍的兵刃相見不可避免地會削弱國家的凝聚力和實力，同時對于帝位的染指者們來說也是成功機會渺茫的風險事業(yè)。

在明朝近兩百八十年的漫長歷史中，形成內戰(zhàn)的大規(guī)模藩王叛亂至少有四次，除了靖難之役外，宣宗皇帝朱瞻基時期的漢王朱高煦叛亂、武宗皇帝朱厚照時期的寧王朱宸濠、安化王朱寘鐇叛亂，無一例成功，可見藩王舉事難度之大。

即使是通過靖難之役成功登上大典，開辟永樂時代的朱棣，也是無數次與失敗和覆滅擦肩而過才換得最后的成功。朱棣的成功除了他在軍事上杰出的領導能力之外，另一個為后人稱道的地方是他的知人善任，相比南軍的廢物統(tǒng)帥，貴胄勛臣之后李景隆，北軍的朱能、張輔無不是能征善戰(zhàn)之輩，而他們無一例外都是下級軍官出身。

朱棣的不拘一格用人才還體現在他廣為詬病的對宦官的信任和拔擢，我們所熟知的鄭和就是在靖難之役中展露的頭角。明朝自朱棣之后宦官集團的權力日炙與建國初期朱元璋對宦官的壓制形成了鮮明的諷刺，而后世學者無不將原罪歸結于朱棣對宦官在靖難之役中的過分恩寵。

然而真相不會就這么簡單。作為對立方的朱允炆也不是朱元璋禁錮宦官權力政策的堅定執(zhí)行者，甚至相比朱棣，他對宦官更加信任和依賴;鄭和以靖難揚名，但他絕不是靖難中大放異彩的宦官群星中閃耀的一顆，來自南北雙方活躍的宦官比比皆是，甚至影響著戰(zhàn)局的發(fā)展;為何在戰(zhàn)爭之后，他們的功績又隱沒在歷史的塵埃下無影無蹤，是真的微不足道，還是另有隱情？

這些疑問，我將試圖抽絲剝繭，一一為您還原600多年前的中國到底發(fā)生了什么：

對于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夏天的朱棣來說，時年39歲的他正值人生的巔峰，正遇到了一生中最大的危機。來自南京的宦官正在燕王府外等著進府，他帶來了皇帝朱允炆的詔書，詔書責備朱棣放縱部屬犯上作亂，并要逮捕燕王府的輔佐官員。而此時的朱棣在名義上還是一個對自己行為不能負責的瘋癥患者，雖然不論南北雙方都知道這個拙劣的借口不過是個掩飾，再雖然這個借口的確幫助朱棣本人逃過了被直接牽扯入這次對被揭發(fā)的謀反舉動的追責。

然而如果允許朱允炆的使者按照旨意行事，那么這些與朱棣暗中謀劃對抗中央政府的輔臣就會被鏟除殆盡，燕王也沒有再與侄兒朱允炆抗衡的資本，更何況他們一旦有人招供牽涉出朱棣，那么他連繼續(xù)裝瘋的機會都沒有，最好的結局也是在南京的詔獄或者中都鳳陽的宗室監(jiān)獄中了卻殘生。作為曾經率領孤軍深入漠北追擊元朝殘部的名將，朱棣有足夠的勇氣和意志將朱允炆的宦官以及隨他而來的北平都指揮使謝貴、北平布政使張昺拒之門外，他更可以無視謝貴、張昺指揮的軍隊包圍燕王府，畢竟作為朝廷的藩王，除非有來自京師的明確旨意否則他們是不敢貿然沖入王府。

朱棣需要作出的決定遠遠超過了當前的局勢，他需要在舉兵反叛和繼續(xù)消極抵觸兩種對付中央政府的不同方案之間做出選擇。即使朱棣愿意將身家性命和臣僚部屬投入這場賭博中，歷史上那些犯上叛亂者罕有勝跡的過往也讓他的決定背負了更大的負擔。但這個判斷過程的短暫和其所背負的巨大壓力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以至于無論是當時還是后世，人們都不相信朱棣是在建文帝和齊泰、黃子澄等力主削藩的大臣們幾番逼迫和此起彼伏的對他意圖謀反的污蔑之下，才選擇的鋌而走險。

為了正式開啟靖難之役，朱棣的第一步并不是召集軍隊，公布出師的名目，而是要解決圍困在燕王府外的謝貴、張昺的軍隊。朱棣麾下的大將朱能建議朱棣將謝貴、張昺二人引入王府中誘殺，然后他們的軍隊失去首領自然不攻自破。

朱棣接受了部下的計策，但是唯一的問題是如何將謝貴、張昺二人毫無防備的騙入府中。

此時，罹患瘋病許久的燕王朱棣突然痊愈了，燕王府的官員都來慶賀，燕王又派人請謝貴、張昺二人一起進府慶祝，同時在府中埋伏武士。然而謝貴、張昺倒也沒有那么簡單，一口拒絕了朱棣的邀請。

謝、張率領軍隊已經包圍了燕王府長達一個月之久，此時北平城內又效忠于南京的當地軍政長官統(tǒng)帥的軍隊有北平的七個衛(wèi)所軍，近四萬人，同時還有數量不少的屯田軍。而燕王在名義上只有擔任王府護衛(wèi)的三衛(wèi)兵馬可以調動，也不過一萬五千人。而且由于謝、張二人已經掌握了主動權，王府中其實只有燕王府護衛(wèi)指揮張玉、朱能等統(tǒng)帥的八百人。顯然如果沒有意外的出現，謝、張只要堅持圍困下去，最后燕王朱棣將不得不屈服，即使他起兵反叛，效忠朱允炆的軍隊也能以壓倒性地兵力攻破燕王府。

因此，無論如何，占據優(yōu)勢的謝、張二人是不會放棄圍困以身犯險，進入燕王府給朱棣提供機會的。如果是這樣下去，中國近五百年的歷史都得重新改寫，但是之后形勢的走向則有些匪夷所思。

《明史紀事本末》記載，“燕王先伏壯士左右及端禮門內，遣人召貴、暠，不來。復遣官屬內官，以所就逮名往，乃至，衛(wèi)士甚眾，及門，門者呵止之。貴、暠入……護衛(wèi)軍皆怒，前擒貴、暠。”(《明史紀事本末·卷十六·燕王起兵》)

我節(jié)選的這段文字中省略的部分大致意思是朱棣將謝貴、張暠與衛(wèi)士隔絕，騙入宮中，請二人吃瓜，邊吃邊罵皇帝建文帝迫害親族，然后摔瓜為號，讓府中衛(wèi)士捉住謝貴、張暠。后來的進展則相對順利，失去首領的北平軍隊一哄而散，勉強集結的部將們也被燕王的軍隊殺散，剩余的軍隊都被被朱棣控制，在北平站穩(wěn)了腳跟的朱棣自此拉開了南北內戰(zhàn)的序幕。

真正關鍵且充滿風險的步驟是如何請謝、張二人入甕。完成這一使命的是個王府內官，也就是說將朱棣起事成敗系于一身的是個宦官。根據谷應泰在《明史紀事本末》中的記載，他是以朱棣已經主動捕縛了中央政府要捉拿的燕王府官員，請謝、張二人去驗收移交為理由，誘使二人入府。從使命本身來看，這位沒有留下姓名的王府宦官與代表建文帝前往各地藩王府邸傳達削藩詔書的同行們沒有任何區(qū)別，都是在作為皇帝或者王爺的私人代表傳達旨意，然而這名燕王府的宦官在行使本職之外，還有一層更深遠的意義，因為他的使命其成功不決定于他的使命派遣者和當前的形勢，而是決定于他自己的表現。

這是明朝官方記載的歷史中，宦官第一次在自己的職責范圍因為自己的行為和履職情況會對政治進程產生巨大的影響。當然，此時的宦官仍然只是政治活動中的當事人，而不是決定者，群體宦官的政治能量要等到永樂時期才會在軍事和外交等領域全面爆發(fā)，而個體宦官的政治能量的第一高峰則出現在半個世紀之后的土木堡。

無論從何種角度來說，這名宦官都極其成功地履行了自己的使命，考慮到燕王府和北平軍政當局力量對比的懸殊，再考慮到朱棣已經進行過一次失敗的誘進，而且朱棣廣為人知的城府心機和謀反意圖也讓其自愿捕縛官屬的行為顯得不那么可信。但無論如何，這位無名宦官成功地讓北平的軍政長官們忽略了所有的疑點，甚至如幼稚孩童般愿意把隨行的軍人留在端禮門外，孤身和朱棣他們安坐在內堂吃瓜。

可惜這段傳奇的詳細經歷如同很多宦官的生平言行一樣都沒有被記載下來，而當事人中的另一方謝貴、張暠又被朱棣很快處決，我們已經無法了解這一影響深遠的游說其中的詳情。

但是這并不是宦官群體在明朝靖難之役中的曇花一現，實際上在朱棣起兵之后，他發(fā)現了自己有一個足以導致整個奪取帝位事業(yè)覆滅的缺陷，而這個缺陷也是讓后來寧王朱宸濠、安化王朱寘鐇的叛亂，甚至是漢王朱高煦叛亂最終走向失敗的關鍵因素。這就是軍政人才的缺乏。

由于北平的軍政當局都效忠建文帝，此時的朱棣僅僅是以燕王一府之力對抗整個國家。而當時燕王府內也不是鐵板一塊，燕王府中文武官員的領袖，長史葛誠和護衛(wèi)指揮盧振都不支持叛亂，并因為擔任北平官軍內應為朱棣所殺死。此外還有王府伴讀余逢辰等也因為勸諫朱棣不要起兵而被殺害。

此時朱棣府中可以堪為使用的只有僧人道衍(姚廣孝)，和道衍推薦的袁珙，金忠等人，袁珙是相士，金忠是卜者。《明史·列傳第三十三》指出了朱棣的困境，“帝在藩邸，所接皆武人，獨道衍定策起兵。”當然，奇謀良策決勝千里的奇才有一人足矣，道衍一人就勝過建文帝的滿朝文武。但是朱棣更大的困境則是缺乏領軍作戰(zhàn)的高級將領。

建文帝一方可謂將星云集人才濟濟，最早領軍平燕的統(tǒng)帥是長興侯耿炳文，耿是隨朱元璋起兵建國的元功宿將，其麾下平安、何福、顧成都是朱元璋時期的宿將，履立邊功，都督甯忠，都指揮使盛庸，潘忠等將領也是長期統(tǒng)軍的重將。開國元勛安陸侯吳復之子吳杰、江陰侯吳良之子吳高，后來接替耿炳文的李景隆雖然被證明是才不堪用的庸才，但是在當時也頭頂開國第三功臣岐陽王李文忠之子的光環(huán)。

反觀朱棣一方，在后來議靖難之功所封的爵位者中，朱棣起兵之初就跟隨的將領，絕大部分來自燕王府的燕山中、左、右三護衛(wèi)。

朱棣麾下第一將張玉，曾任北元樞密院知院，雖然歸順明朝之后也履立戰(zhàn)功，但因為降明太晚，而且是孤身來降沒有獻上部屬財物，所以朱棣起兵時只是燕山左護衛(wèi)僉事。

張玉在東昌之戰(zhàn)陣亡后，頂替他第一將之位的是朱能，是世襲的燕山護衛(wèi)副千戶，比張玉的官職還要低兩級。而朱棣所評的奉天靖難第一功臣邱福，起兵時則是燕山中護衛(wèi)千戶。

而朱棣起兵初期的主要將領中，孟善是燕山中護衛(wèi)千戶，徐祥、譚淵是燕山右護衛(wèi)副千戶，王聰、蒙古人火真、陳珪都是燕山中護衛(wèi)百戶，王真、張武是燕山右護衛(wèi)百戶，李濬燕山左護衛(wèi)副千戶，陳賢燕山右護衛(wèi)指揮僉事、張興燕山左護衛(wèi)指揮僉事、陳志，燕山中護衛(wèi)指揮僉事，王友，燕山護衛(wèi)百戶。薛斌(蒙古人)燕山右護衛(wèi)指揮僉事。此外還有王府舍人薛貴(蒙古人)、王府紀善李賢(韃靼人)等。

為朱棣最為倚重的唐云，可能是朱棣所擁有的唯一的高級將領，他曾是燕山中護衛(wèi)指揮。

明朝當時的兵制是衛(wèi)所制，衛(wèi)是最基本的能獨立行動的軍事單位，每衛(wèi)五千六百人，衛(wèi)的最高將領是指揮使，次級軍官有指揮同知、指揮僉事，每千人設千戶為軍官，百人設百戶。而在衛(wèi)之上還有都司級的軍事機構，都司可以指揮特定地域或者承擔特定任務的多個衛(wèi)。

可以這樣說，朱棣手下的將領絕大多數在起兵時還都是軍中的中下級軍官，如果將總數一萬五千人的燕山三衛(wèi)比作現代軍制中人數相近，且能承擔的作戰(zhàn)職能也比較類似的師級單位的話，朱棣所依賴和擢升的高級將領都是些團長、營長，唯一的唐云也不過相當于一個副師長。而朱允炆一方的都指揮使則都是軍級的將領，并且絕大多數都有實際作戰(zhàn)的經驗，再考慮到朱棣軍中許多人還是世襲和蒙古歸順的將領，所以我們并不奇怪朱棣在整個靖難之役幾乎親自組織和參與了每一場戰(zhàn)役。

將領的缺乏讓朱棣幾乎是放手一搏地大膽啟用出身不限的將領，不論是出身行伍之間或者建文降將都得到啟用，甚至孫巖這樣已經致仕的退役老將都被請出再戰(zhàn)，在這種背景之下，朱棣任用宦官領軍也是自然而然的舉動。如著名的三寶太監(jiān)鄭和就是崛起在靖難之役中，但是真正的靖難第一宦官將軍，當屬狗兒。

狗兒是番名，朱棣軍中有大量的蒙古人為其效力，由于蒙古人姓名習慣和漢人不同，對于漢人來說難以記憶和區(qū)分，所以很多蒙古人投奔明朝之后都會改用漢名。如北元平章把都帖木兒在永樂三年率部屬投奔明朝后，被皇帝賜姓名吳允誠，“永樂三年，與其黨倫都兒灰率妻子及部落五千、馬馱萬六千，因宋晟來歸。帝以蒙古人多同名，當賜姓別之。尚書劉俊請如洪武故事，編為勘合。允誠得賜姓名，授右軍都督僉事。倫都兒灰亦賜姓名柴秉誠，授后軍都督僉事。”(《明史·列傳第四十四》)

朱棣起兵時許多蒙古將領的漢名都是當初歸順時由朱元璋賜予的，如北元工部尚書丑驢，歸降后被賜姓名李賢。其中絕大多數是賜姓。薛斌，本名脫歡，因其父被朱元璋賜姓薛，滕定，其父瓚住歸降后被朱元璋賜姓滕。也有被賜名的蒙古人，如薛斌之子壽童，被仁宗皇帝賜名綬。還有蒙古人為了融入漢人社會而自行更名的，如元遼陽行省右丞之子買驢，更名為吳成，阿魯哥失里更名為金順。但絕大多數被賜姓名或者更名的蒙古人，以及其他異族人都是部族領袖或者在明朝立下大功者，即使是他們也仍然會保留自己的蒙古名，這些蒙古姓名也會出現在歷史記錄中，給后人的研究帶來很多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