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者，旌旗之屬也。校徽是學校辦學理念和人文精神的藝術化體現，并反映著該校的歷史傳統與文化積淀。民國時代的學生都把佩戴校徽作為一種自覺的紀律，用以證明身份、規范行為、警覺行動，并以此為榮。

北京大學是國內最早設計校徽的大學，這與其悠久的歷史和掌舵者的文化抱負不無關系。創立于1898年的北京大學初名京師大學堂，是中國近代史上的第一所大學，其成立標志著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開端，并催生了中國教育史上最早的現代學制——壬寅學制和癸卯學制。1912年5月15日，京師大學堂更名為“國立北京大學”。1916年12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這位以“東漢之黨人，南宋之道學，明季之東林”為圭臬的浙籍人士，循自由思想原則，取兼容并包主義，推動了北大的思想解放和學術繁榮，使北大成為傳播新文化的重要陣地。

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之前，北大雖然“上承太學正統，下立大學祖庭”，是中國古代最高學府在現代的延續，但是并沒有校徽這一新生事物，亦即沒有專屬自己的旌旗標識，學生與教工出入極不方便。蔡元培上任后的第二年，即1917年，即出面請魯迅設計北大校徽。

1917年的魯迅和陳獨秀、胡適等人相比完全是兩種狀態，他每天到教育部上班，下班后便躲在紹興會館的補樹書屋抄寫古碑，這一年魯迅日記中大量記載了購舊拓本、買漢畫像、搜集古鏡等事。半隱居的魯迅常常感到孤獨和愁悶，他說自己：“見過辛亥革命，見過二次革命，見過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看來看去，就看得懷疑起來。于是失望，頹唐得很了。”但這并不等于魯迅處于沉淪之中，他的心中燃著向往民主科學的火焰。接受蔡元培委托后，魯迅便著手設計北大校徽，并于8月7日“寄蔡先生信并所擬大學徽章”。

魯迅設計的北大校徽造型是中國傳統的瓦當形象，簡潔的輪廓給人現代的感覺。“北大”兩個篆字上下排列，上部的“北”字是背對背側立的兩個人像，下部的“大”字是一個正面站立的人像，有如一人背負二人，構成了“三人成眾”的意象，給人以“北大人肩負著開啟民智的重任”的想象。徽章用中國印章的格式構圖，筆鋒圓潤，筆畫安排均勻合理，排列整齊統一，線條流暢規整，整個造型結構緊湊、明快有力、蘊涵豐富、簡潔大氣，透出濃厚的書卷氣和文人風格。同時，“北大”二字還有“脊梁”的象征意義。魯迅用“北大”兩個字做成了一具形象的脊梁骨，借此希望北京大學畢業生成為國家民主與進步的脊梁。

魯迅設計的北大校徽被劉半農戲稱作“哭臉校徽”，但魯迅將校徽圖樣寄交蔡元培后即被北大采用，一直延續到1949年，后又因歷史原因長期棄用，上世紀80年代又重新使用。2007年6月，北京大學發布《視覺形象識別系統管理手冊》，正式推出修改后的北大校徽標識，這一標識正是在魯迅設計的校徽圖案基礎上豐富和發展而來。

從魯迅日記可知，魯迅設計北大校徽前后，曾與蔡元培有幾封重要的通信，惜乎今已散佚，無法探知魯迅設計北大校徽的初衷和設計過程中的細節。但當年蔡元培為什么要請魯迅而不是其他美術專業人士設計校徽，完全可以從蔡元培和魯迅交往的過程中得到鉤證。

蔡元培和魯迅是紹興同鄉，前者比后者大13歲。從某種意義上講，身為朝廷翰林院學士的蔡元培是后學魯迅的師長和伯樂，身為教育總長或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則是魯迅的上級。1912年，蔡元培被孫中山力薦為中華民國教育總長后，便開始延攬人才。蔡元培對推薦魯迅的許壽裳說：“我久慕其名，正擬馳函延請，現在就托先生代函敦勸，早日來京。”魯迅從紹興進教育部后，二人由此結識、訂交。魯迅在致蔡元培的信中，總是恭敬地起于“鶴庼先生左右”，收于“專此敬請道安”，署以“晚周樹人謹上”，不敢有一絲一毫馬虎。魯迅被聘為教育部僉事、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科長，主管科學、美術館、博物院、圖書館、音樂會、演藝會等事宜。雖然魯迅在那里上班的最初感受是“枯坐終日，極無聊賴”，但是，在蔡元培的提攜下，魯迅開始了他14年的公務員生涯，這在他的一生中非常重要，倘若“沒有沉淪官場的自我省察，沒有憔悴京華的人生洞悉，更重要的是，如若沒有絕望心情下的魏晉感受，沒有勃興于北京的新文化思潮的托舉，沒有亦官亦教的雙棲經歷，就不會有狂人的一聲凄厲，又何來《彷徨》的復雜心態，在心靈的廢園里將難見瘋長的《野草》，更不要提《中國小說史略》。尤其不堪設想的是，文學熱情一旦退潮，透支的沙灘上會留下些什么，就怕是什么也不能生長，什么也不可建造。”(吳海勇《時為公務員的魯迅》)魯迅借此觸摸到了生活的質地。

可以說，沒有蔡元培的提攜，魯迅的人生也許就得改寫。郭沫若說：“影響到魯迅生活頗深的人應該推數蔡元培吧！這位有名的自由主義者，對于中國的文化教育界貢獻相當大，而他對于魯迅始終是刮目相看的。魯迅的進教育部乃至進入北京教育界都是由于蔡元培的援引。一直到魯迅的病歿，蔡元培是盡了沒世不渝的友誼。”此言很有見地。無論在行政隸屬關系上，還是在人情世故上，后學魯迅都有責任有義務為蔡元培所托效力。

蔡元培托魯迅設計校徽，是對其美術功底與美學主張的信任與首肯。魯迅一生雖然沒有專事美術，但自幼喜愛美術，有著很好的美術訓練，比如用“明公紙”描摹繡像小說等。魯迅是現代美術的旗手，他領導的左翼木刻運動即使放到同期西方大景觀中也毫不落伍，很多精神和品質在今天都不過時。魯迅非常重視美術教育，1913年，他在任職教育部僉事期間，發表了《擬播布美術意見書》一文，顯示出了對美學源流的深入了解，集中闡述了對美術教育的觀點，認為“美術之用”在于“表見文化”、“輔翼道德”和“救援經濟”，指出：“美術誠諦，固在發揚真美，以娛人情”，多方面闡明播布美術的重要性，主張將美術“傳諸人間，使與國人耳目接，以發美術之真諦，起國人之美感，更以冀美術家之出世也”。魯迅的這些主張與蔡元培的主張不期而遇，與蔡氏可謂心有戚戚焉。蔡元培畢生注重美育，提倡“以美育代替宗教”，曾派王家駒籌辦北京夏期講演會，以“從事學問，闡發理術，宏深造詣”，蔡氏對魯迅的美學見解極為首肯，便指派其講授《美術略論》，魯迅十分樂意地接受了這一任務。

蔡元培被迫辭職后，新任總長竟把“美育”刪除，代之以道德教育，魯迅對此感到極為憤恨：“聞臨時教育會議竟刪美育，此種豚犬，可憐可憐！”黃裳先生認為魯迅在美術園地的辛勤耕耘與他在《自由談》上所寫的戰斗雜文，“幾乎是雙峰并峙的同樣的戰斗工作”，此言極確。正是由于魯迅不俗的美術功底以及蔡元培與魯迅在美育方面的心思相通，使蔡氏毫不猶豫地把設計校徽的重任托付給了魯迅。

魯迅設計的北大校徽，突出了“以人為本”的理念，這正是“五四”前夜先進知識分子高舉民主與科學大旗，對人的價值、尊嚴、個性與創造精神進行肯定與張揚的表現。這一對后世影響至深的思想潮流體現在魯迅的平面設計上，便以大氣、簡潔的形式詮釋著北大的過去、現在與將來，成就了現代標識史上的經典作品。“北大者，為囊括大典，包羅萬眾之最高學府”，“無論何種學派，茍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命運，即使彼此相反，也聽他們自由發展。”(蔡元培)其時還處于蟄伏期的魯迅是抱著對北大的期望，抱著對改造舊社會的熱切期望設計北京大學校徽的，并以此反映了“五四”前夜的時代風潮。

1925年，北大建校27年的時候，魯迅寫了一篇短文《我觀北大》，發在1925年12月的《北大學生會周刊》創刊號上，從中可以看出他對于北大的態度：“北大是常為新的，改進的運動的先鋒，要使中國向著好的，往上的道路走。雖然很中了許多暗箭，背了許多謠言;教授和學生也都逐年地有些改換了，而那向上的精神還是始終一貫，不見得弛懈。”“北大是常與黑暗勢力抗戰的，即使只有自己。”并且堅信“北大究竟還是活的，而且還在生長的。凡活的而且在生長者，總有著希望的前途。”魯迅關于北大的這段文字，幾乎可以看成是對北大校徽的文字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