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第四位皇帝愛新覺羅·弘歷，生于公元1711年，1735年即帝位，翌年改年號為乾隆。乾隆帝享壽89歲，在位60年加上3年太上皇，可稱是中國歷史上享壽最高，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了。

乾隆承其祖康熙、其父雍正的余緒，仗全盛的國力，平定邊疆，為我多民族國家的經濟發展作出過貢獻，史稱“康乾盛世”。

文壇上關于記述乾隆的野史、文章很多，特別是近年來“戲說”的電視連續劇廣泛傳播，把乾隆開明寬厚、風流倜儻夸張到無以復加的程度。本文專寫乾隆殘酷制造文字獄，以便讀者真實地了解這位愛新覺羅？弘歷。

文字獄腥風血雨之舉例

乾隆自稱“朕一書生皇帝耳”，這是不錯的。他自幼聰明伶俐，六歲就學，在名儒指導下，飽讀詩書，深得其祖康熙的歡心。康熙彌留之際，之所以傳位給胤禎(雍正)，一個重要原因，是想在胤禎之后傳位給愛孫弘歷。

乾隆自幼愛好文學，一生寫詩四萬余首，可稱亙古少有。可惜的是，他的文化素養也成為他摧殘文化學術的武器，乾隆時期數得上來的文字獄130多起，其捕風捉影之荒唐，株連之廣泛，處理之嚴酷，均超過了其祖和其父。

1、孫嘉淦偽奏稿案。乾隆十五年，社會上流傳所謂孫嘉淦偽奏稿。孫曾官至工部尚書，生性耿直，敢于犯顏直奏，因此社會上有人冒其名寫奏稿，指斥乾隆“五不解十大過”(據后來所傳，說奏稿的主要內容是批評他南巡擾民，奢侈浪費和賞罰不公等)。乾隆大怒，說這“全屬虛捏”，他下令各省督撫、各級官員嚴查偽稿的炮制者和傳播者。至同年十一月，僅四川一省就逮捕了嫌疑犯280多人。山東曾發現偽奏稿，山東巡撫以為“無庸深究”，被乾隆革職查辦;御史書成上疏委婉提出勸阻，說此案曠日持久，“株連終所難免，懇將人犯即行免釋”，乾隆閱后大怒，連降二道諭旨申斥書成為“喪心病狂之言”，書成被革職服苦役，此后無人敢諫。

在繼續追查中，有挾仇誣告，有畏刑妄承，有株連擾累，總之弄得人心惶惶。乾隆十七年十二月，江西巡撫鄂容泰，奏報長淮千總盧魯生父子傳抄偽稿。逾月，軍機大臣在刑訊誘供中又得知南昌守備劉時達父子同謀。乾隆十八年三月，盧魯生被凌遲，劉時達等俱定秋后斬決，家屬照例連坐。辦案不力的大員如江西巡撫、按察使、知府等俱被革職拿問，連兩江總督、漕運總督也被牽連問罪。

其實此案疑點很多，盧的供詞前后矛盾，他說偽稿是劉所供，但二人并未對質，又無其他證據，只是負責此案的官員怕擔當“查處不力”的罪名，就倉促判決定案了。

乾隆雖未加罪孫嘉淦，但孫嚇得心驚肉跳，面對身邊哭泣的妻兒，自悔以前不該耿直敢奏，致使別人冒己名寫偽奏稿。乾隆十八年，孫因驚懼而死。在文字獄的腥風血雨中，正氣傲首俱喪，以后敢于直言的就更少了。

2、胡中藻《堅磨生詩抄》案。胡中藻，進士出身，曾任翰林院學士及廣西學政等職，乾隆十八年，有人將胡所著《堅磨生詩抄》送乾隆處告密，說《詩抄》中有“一世無日月”、“一把心腸論濁清”等句。乾隆大怒，認為這是“悖逆詆訕怨望之詞”，日月合寫為明字，是胡有意恢復明朝，指斥胡詩：“加濁字放在國號(清)之前，是何心肝？”胡詩中還有“穆王車駕走不停”之句，乾隆又認為是胡諷刺他多次南巡，等等，據此推理，胡的整部詩抄就成為有系統的反清的書。

胡中藻案又引發鄂昌案。鄂昌，滿族人，是已故大臣鄂爾泰的侄子，歷任廣西及甘肅巡撫。因胡曾任廣西學政，二人詩文唱和，這在當時是常有的事，乾隆因鄂昌沒有及時舉報胡中藻而大怒，搜查鄂家，發現鄂的詩《塞上吟》中，稱蒙古人為“胡兒”。乾隆批示：滿蒙本屬一體，稱蒙古人為胡兒，“此與自加詆毀何異？非忘本而何？”定案是：胡中藻斬首，鄂昌賜自盡，鄂爾泰的神位也被抬出賢良祠。乾隆又傳諭八旗，應保持滿族人騎射尚武傳統，不得沾染漢人詩詞習俗，玩物喪志，云云。

3、王錫候《字貫》案。王錫候，江西新昌(今宜豐)人，中舉后九次會試都落榜，從此他心灰意冷，專心著述，他深感《康熙字典》查檢、識證都不容易，于是用數年的功夫，編了一部《字貫》，于乾隆四十年刊成后，被仇家王瀧南告發，說他刪改《康熙字典》，貶毀圣祖。乾隆一看，該書的《提要？凡例》中有一則教人怎樣避諱，即凡有康熙帝名玄燁、雍正帝名胤、乾隆帝名弘等字樣時應如何改寫以避諱。王錫候所教的方法是完全按官方規定，都用了缺筆處理，以示敬避。可是乾隆還認為該書沒有按更嚴格的避諱方法(如“弘”二字應寫成“上一字從弓、從厶，下一字從從日”等)，于是勃然大怒，認為此實“大逆不道”，“罪不容誅”。王被斬立決，家屬按例受株連。江西巡撫滿人海成，當初在接到王瀧南控告后，立即上報，擬革除王錫候的功名。乾隆認為海成判的太輕，“有眼無珠”，被革職治罪。這個滿洲大吏，以前因查繳出禁書8000多冊，曾受到乾隆嘉獎，如今一著不慎，便淪為階下囚。從此以后各省督撫大員及各級官員，遇到這類案件就更加刻意苛求，吹毛求疵，在擬具處理意見時，就寧嚴勿寬，寧枉勿縱，以免被皇帝加罪。

4、徐述夔的《一柱樓詩集》案。徐為江蘇東臺縣舉人，生于康熙中葉，約卒于乾隆二十八年。生前曾著有《一柱樓詩集》，死后十多年，即乾隆四十三年卻被仇家蔡嘉樹告發，子孫因而獲罪。該詩集中有“大明天子重相見，且把壺兒(與“胡兒”諧音)擱半邊”;“清風不識字，何須亂翻書？”等句都被乾隆認為是“叛逆之詞”，說“壺兒”是諷刺滿人;“清風”一句是指滿人沒文化。詩集中還有兩句，“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明朝”二字本是指明天早晨，意思非常清楚，而乾隆偏說是指“明代”，因此這兩句便被說成是懷念明朝。最后判決：徐及其子已死，開棺戮尸，梟首示眾;徐的兩個孫子雖攜書自首，但仍以收藏“逆詩”罪論斬。最冤枉的是其族人徐首發和徐成濯兄弟，因二人名字合成是“首發成濯”四個字，乾隆根據《孟子》“牛山之木，若彼濯濯，草木凋零也”，遂認為此二人的名字是詆毀本朝剃發之制，以大逆不道之罪處死。

此前，江蘇省布政使陶易曾接到蔡嘉樹的告發，陶認為蔡是挾嫌傾陷，令其幕友陸琰批文將此案交揚州府查辦。案發后，乾隆對如此處理震怒異常，陶被押解出京，被判斬監候，不久瘐死獄中。陸琰完全是辦理上級交的公文，但也被判斬監候，秋后處決。曾為徐的詩文作序的、被認為辦案不力的俱被杖一百，或革職或流放。

5、石卓槐，湖北黃梅縣監生，在其所著《芥圃詩抄》中，有“大道目以沒，誰與相維持”等句。經仇家告發，乾隆批道：“大清主宰天下，焉有大道沒落之理，更焉用外人維持？”于乾隆四十五年下令將石凌遲處死。

6、乾隆四十六年，湖北孝感縣生員程明湮在讀《后漢書？趙壹傳》中的五言詩“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句后批道：“古今同慨”四字，被仇家告發為以古諷今，判斬立決。

7、山東省壽光縣民魏塾讀史時，對一千多年前晉代大夫江統寫的《徙戎論》作了一些批注。《徙戎論》針對晉朝時原居住西北的羌、氐族人逐漸遷入中原居住的情況，建議把他們遷徙回原處，以使“戎晉不雜，各得其所”。此議未被晉政權采納。魏塾對此加批注，說那時“在朝諸官俱是駑才豬眼，不用江統之論，遂釀成五胡之災”。經人告發，乾隆認為五胡、戎狄等都是影射清朝，魏塾因此被判斬立決。

8、江西省德興縣祝庭諍為教兒孫識字并學點歷史知識，手寫成一本《續三字經》，經人告發，官府查抄，發現該書“于帝王興廢，尤且大加誹謗”。如寫元朝有這樣幾句：“發披左，衣冠更，難華夏，遍地僧”。被乾隆認為是影射清朝，“明系隱寓詆清”，結果已故的祝庭諍被開棺戮尸，其子及16歲以上的孫輩均被斬立決。

9、乾隆四十四年，安徽和州的戴世道被人告發其已故的曾祖父戴移孝所著《碧落后人詩集》和已故的祖父戴昆所著《約亭遺詩》中有“悖逆”句，如“長明寧易得”、“短發支長恨”、“且去從人卜太平”等句。被乾隆認為懷念明朝，咒罵本朝強迫剃發，“卜太平”一句被認為是“暗指今日不太平，不然何用卜乎”？就這樣，戴移孝、戴昆雖死去數十年，仍被開棺戮尸，戴世道受祖先之累，被斬立決，其子侄多人亦被斬監候。

10、清初浙江仁和縣人卓長齡亦因詩中有“可知草莽偷垂淚，盡是詩書未死心”等句。被人告發，乾隆判為逆詩，乾隆四十七年卓及其子雖已死多年，仍被開棺戮尸，其孫卓天柱等被斬立決。

11、乾隆二十一年，江蘇大災，莊稼歉收，米價暴漲，災民無以為生，而貪官污吏只顧自己享樂，置災民于不顧。常熟人朱思藻十分氣憤，乃將《四書》湊集成文，題為《吊時語》，抨擊貪官。乾隆認為這是“侮圣非法，實乃莠民”，朱被殺，凡看過《吊時語》而未告發的也被嚴懲。

背棄即位之初的諾言

雍正在位13年，制造了查嗣庭等十多起文字冤獄。乾隆可能是為了記取歷史教訓，在他即位初年，頗表現了某些開明。大學士鄂爾泰曾奏請回避御諱。乾隆說：“避諱雖歷代相沿，而實文字末節，無關大義也。”他宣布：“嗣后凡遇朕御名之處，不必諱。”如遇“弘”二字，“上一字著少寫一點，下一字將中間禾字，書為木字，即有避諱之意矣”。

乾隆還曾說，“(朕)自幼讀書宮中，從未與聞外事，耳目未及之處甚多”，要求群臣“各抒己見，深籌國計民生要務，詳酌人心風俗之攸宜，毋欺毋隱”，“即朕之諭旨，倘有錯誤之處，亦當據實直陳，不可隨聲附和。如此則君臣之間，開誠布公，盡去瞻顧之陋習，而庶政之不能就緒者鮮矣”。作為一個封建皇帝，能認識到這一點，并能向群臣公布，真是不容易的。

乾隆元年，監察御史曹一士曾上《請寬妖言禁誣告疏》，指出康熙、雍正時期文字獄的弊病：“比年以來，小人不識兩朝所以誅殛大憝之故，往往挾睚眥之怨，借影響之詞，攻訐詩文，指摘字句，有司見事生風，多方窮鞫，或致波累師生，株連親故，破家亡命，甚可憫也。臣愚以為，井田封建，不過迂儒之常談，不可以為生今反古;述懷詠史，不過時人之習態，不可以為援古刺今;即有序跋偶違紀年，亦或草茅一時失檢，非必果懷悖逆，敢于明布篇章，若以此類悉皆比附妖言，罪當不赦，將使天下告訐不休，士子以文為戒！殊非國家義以正法，仁以包蒙之意也。”

曹御史冒犯陳言，對清王朝康、雍兩代的文字獄造成的禍害條分縷析，切中時弊。也可能受曹御史此奏疏影響，在此后的十多年間，文字獄較少見，但在乾隆十五年以后，即孫嘉淦偽奏稿以后，他就背棄了自己的諾言，不只不許臣民“據實直陳”他的“錯誤之處”，而且對臣民的詩文吹毛求疵，斷章取義，隨意附加“影射譏諷”等罪名，殺人無數。乾隆言行矛盾，于此可見。

一般認為，乾隆四十七年以后，文網稍寬，對下面官員或因邀功或因畏罰而送上來的文字獄案，乾隆有時批示：“朕凡事不為己甚，豈于文字反過于推求？”“毋庸深究”等。也有人僥幸逃過此難的。

但縱觀清史，康熙、雍正、乾隆相比，在制造文字獄上，應說以乾隆為最甚。

按《大清律例》規定：“凡謀反及大逆，共謀者不分首從，皆凌遲處死，祖父、父、子孫、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異姓及伯叔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異，男年十六以上，不論篤疾廢疾皆斬。男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姐妹、若子之妻妾，給付功臣之家為奴。”還有史料說：罪人家的十五歲以下男幼童可免死，但在給付功臣之家為奴之前，俱應先予閹割，十分殘忍。上述許多以“悖逆”罪判決的文字獄，大都是按此處理。御史湯先甲曾上奏折，建議：凡收藏野史之類的案件，不宜視為大逆而過分誅求，結果被乾隆嚴加申斥，將原奏折擲還。自后無人敢再提。

乾隆更一再下令各省督撫大員和各級官吏，搜查禁書。對于有積極表現的，就獎勵升官;對于不積極的，就予以申斥治罪。因此各級官員都戰戰兢兢，到處搜查禁書，翻箱倒柜，弄得各州縣鄉里騷然。官員們在處理案犯時也就無限上綱，寧枉勿縱，而何謂“悖逆”，何謂“禁書”，又沒有個標準，所以奸人就可以亂加解釋，挾嫌誣告，或因敲詐不遂而告發。

在這種社會風氣下，勢必產生一批文化鷹犬，如浙江巡撫覺羅永德在乾隆三十三年向皇帝密報：“為查獲行蹤妄僻，詩句牢騷可疑之犯……臣諄飭各屬，不論窮鄉僻壤，庵堂歇店細加盤詰。”官府尚且如此，一些無恥文人更為虎作倀，用各種卑鄙手段獲取告密材料，以為自己升官發財進身之階。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說：“文字獄頻興，學者漸惴惴不自保，凡學術之觸時諱者，不敢相講習。”魯迅也說：“為了文字獄，使士子不敢治史，尤不敢言近代事。”

在這種文化專制恐怖主義之下，曹雪芹寫《紅樓夢》時不得不聲明，此書大旨言情，不敢干涉朝廷，都是些“賈雨(假語)村言，甄士(真事)隱去”，其良苦的用心都是為了躲過殘酷的森嚴文網。當時的士人絕大多數也終日戰戰兢兢，提心吊膽過日子，更不敢言創新和改革，只能謹守“祖宗之法”，終日揣摩上意，歌功頌德，唯唯諾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