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有“鳴鑼開道”，今有“警車開路”，兩物生成雖年月不同，表現形式有別，其本質卻無異。古代官宦出行，定是隨從、兵勇成隊，配銅鑼若干，一路高呼“閑雜人等閃開”，既顯官威又得暢道，此曰“鳴鑼開道”。如今，沒有了鳴鑼開道，卻時常能看到警車開路，沒有回避的虎頭牌和皂隸，卻出現了兇悍的警員和“靠邊、讓開”等尖厲的警車語言。

歷史常常會跟人們開各種玩笑，越是被人們認為是歷史陳跡，或者是封建弊端，越是在現代化社會中頑強地生存。“警車開道”的封建特權即是一例。昔有“鳴鑼開道”，今有“警車開路”，兩物生成雖年月不同，表現形式有別，其本質卻無異。古代官宦出行，定是隨從、兵勇成隊，配銅鑼若干，一路高呼“閑雜人等閃開”，既顯官威又得暢道，此曰“鳴鑼開道”。如今，沒有了鳴鑼開道，卻時常能看到警車開路，沒有回避的虎頭牌和皂隸，卻出現了兇悍的警員和“靠邊、讓開”等尖厲的警車語言。

背后根深蒂固的特權文化

追根溯源，還是我們國家專制等級制度及其根深蒂固的等級制度觀念使然。西周取代殷商之后，推行了一整套政治制度和文化措施，其中最為完善的就是以等級制度為核心的政治制度和社會結構。這個制度明確規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在此前提下，最為顯著的制度特征就是：所有的國家待遇和禮節均呈金字塔的形態，塔尖越高，等級越高，特權也就越大。比如天子吃飯才可以使用九鼎，諸侯可以使用七鼎，以此類推。

天子們不僅制定了這樣等級分明的制度，而且還用什么“君權神授”、“奉天承運”之類的天命神秘觀念為其等級特權制造神秘氣氛。其目的就是向人們昭示：我至高無上的地位和特權是上蒼的意志，不可動搖。這樣一來，天子帝王的特權就不僅不會隨著歲月而褪色，反而因為神的佑護而堅實穩固。

盡管這個制度到春秋末年受到了沖擊挑戰，出現了“禮崩樂壞”的局面，但這個制度的基礎卻一直延續下來，并形成強大的社會觀念和社會心理，深深扎根于中國人的骨髓深處。《論語·八佾》中孔子氣勢洶洶地批評季氏說：“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原來，按照周禮的規定，在歌舞會的舞蹈演員隊列中，只有天子才有資格每行排八人。而季氏身為諸侯卻膽敢在家廟舞會中使用八八六十四人的隊列，這在孔子看來簡直是大逆不道。

歷史早已成為陳跡，八佾的制度或許早已一去不復返，但是孔子這種視周禮的秩序規則為正道，堅持特權等級思想的觀念，卻逐漸積累形成為一種強大的慣性，深深扎根于國人的生活和行為之中。看到這些瑣屑故事，也許就不難理解，為什么“警車開道”在當下中國還會有如此強大的氣場。

維護特權的虛偽裝扮

從秦始皇到漢武帝，都做過海外求仙的事情。從當時的社會環境和條件來看，求仙似乎只是帝王的特權。求仙活動是帝王在擁有人間所有的特權之后，希望繼續開拓自己的特權領域的嘗試。盡管仙是沒有求到，并且不少儒生和方士還因此搭上性命，但是此舉卻是一個信號和符號，它告訴世人，也告訴歷史：有了至高無上的特權，別說你人間的各種路我要趟過，就是去另外一個神仙世界，也是唯我獨尊、唯我獨享的。

《幽明錄》里面有這樣一個故事：有一次漢武帝微服路過一百姓家，見到人家的婢女有些姿色，就找個借口留宿，并把人家姑娘給糟蹋了。沒有想到的是，姑娘的男友正要持刀報復微服行奸的武帝時，有位書生從天文星象上發現代表武帝的星座有危險，趕忙大聲驚呼，結果攪了那位行刺者的計劃。漢武帝躲過一劫，于是亮明身份，殺死了婢女男友一家，厚賜書生。故事給人的印象就是，帝王的特權真的是受到神的佑護的。哪怕他處于微服假面的狀態，也會有神靈相佑。有了這樣的故事，誰還敢懷疑帝王特權的合理性和權威性？

元代睢景臣寫過一篇著名的散曲套曲《高祖還鄉》，寫的主人公雖然是漢高祖劉邦衣錦還鄉的風光，實際上卻是元代社會背景下人們對于最高統治者擁有特權的反感和諷刺：“社長排門告示：但有的差使無推故。這差使不尋俗。一壁廂納草除根、一邊又要差夫。索應付。又言是車駕，都說是鑾輿，今日還鄉故。王鄉老執定瓦臺盤，趙忙郎抱著酒葫蘆。新刷來的頭巾，恰糨來的綢衫，暢好是妝幺大戶。”漢高祖人還沒到，這邊隆重歡迎的準備工作已經是忙得不亦樂乎了。這個場面無論是屬于漢代，還是屬于元代，都讓人覺得那么熟悉，那么似曾相識——這不正是我們今天迎接各種領導的必要程序和環節嗎？

封建等級制度和特權觀念不是僅僅屬于帝王，這個等級的各個階層，都會依照自己級別和特權的大小來盡最大可能地施展和發揮其特權能量。東晉時有個叫王述(字藍田)的人，官拜揚州刺史上任后，辦公廳主任很客氣地向他請教其家庭長輩的名諱(古時候以直呼談話對方長輩名字為不敬和挑釁)，沒有想到卻遭到王述的羞辱和痛斥。王述的意思就是，以我王氏家族的顯赫地位和影響，并不需要外人再來了解名諱。這種了解我著名家族名諱的舉動本身就是對我家族的漠視和挑釁。這種舉動分明就是埋下了“我爸是李剛”那種特權思維方式的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