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陵寑一向都是選擇風水寶地，也就是“龍穴砂水無美不收，形勢理氣諸吉咸備”之地，即古代“風水說”。起先，這種“風水說”只是用于諸如住宅、廟宇這些人類活動場所選址，但在傳統(tǒng)“陰陽”學說左右下，人死了是去陰間，是到另一個世界生活了，所以要“事死如事生”，陵墓的選址自然不能馬虎的，至今人們在給逝去親人選擇墓地時，仍要講風水。而帝王陵寑選址的好壞，則直接影響國運、江山的興亡，格外受到重視，因為選址不慎被帝王殺掉的風水先生不在少數(shù)。但為何如此選址的帝王陵寢為何擋不住帝國的消亡、朝代的更替呢？

說起帝王陵寑的風水，明、清兩朝帝王在陵寑的擇址上，表現(xiàn)最為明顯。就說清東陵，據(jù)說是順治皇帝親自跑馬游山而選定的風水寶地。北京大學世界遺產(chǎn)研究中心的有關專家分析后認為，這里確是一塊風水絕佳之地。其依據(jù)是整個陵區(qū)以昌瑞山為界，以北稱”后龍”，是龍脈來源;陵區(qū)以昌瑞山為靠山，東側的鷹飛倒仰山為青龍;西側的黃花山為白虎;南部的形如覆鐘的金星山為朝山;遠處的影壁山為案山;馬蘭河、西大河二水環(huán)繞屈曲流過，環(huán)抱有情。

應該說，清東陵是“山環(huán)水繞、負陰抱陽”的水水格局。青山環(huán)護，形成了拱衛(wèi)、環(huán)抱、朝揖之勢，實為不可多得的風水寶地。根據(jù)當年留下的建陵資料，依傳統(tǒng)的“分金立向”風水理論，確定陵寢建筑的中軸線。東陵主陵孝陵和南部的金星山構成整個陵寢的建筑軸線，整個陵區(qū)的方圓數(shù)十平方公里的山川景物，都由金星山和昌瑞山一線相連的山向所控扼，這條軸線在陵區(qū)內(nèi)諸多陵寢的有機配置下，得到不斷充實和強化，在空間序列的展開層次上，處處得到山川形勝景物天成的有序映襯和烘托，顯示了“天人合一”的宇宙圖景。清代各帝后妃陵寢的選址和營建屆是這樣，無不考慮龍、砂、穴、水、明堂、近案和遠朝的相互關系。期望背后龍山重崗、開屏列帳，陵區(qū)負陰抱陽，避免冬季寒風。

左右護砂，環(huán)抱拱衛(wèi)，溪水分流，藏風聚景。近案似幾，遠朝如臣，使建筑物前后對景，遙相呼應。當自然山川條件不能十全十美時，就人工加以修，補、填、挖，把自然和人文有機結合在一起，造就出一個理想的“人造”風水寶地。清代帝王陵寢選址、規(guī)劃時的“天人合一”觀念，承繼的是明朝的一套，其首倡者是開國皇帝朱元璋。在中國都城中，南京的都城城墻是不規(guī)則布局的，若是到過這座世界目前保存最好、最長的都城墻，就會發(fā)現(xiàn)，墻體都是傍山依地形順勢而建，城墻帶景象優(yōu)美。如依傳統(tǒng)的“中軸線”理論，方方正正，就不會有“鬼臉照鏡”這樣的“金陵四十八美景”了。朱元璋為自己選擇陵寑地址時，也追求陵寑與自然和諧統(tǒng)一，“遵照典禮之規(guī)制，配合山川之形勝”。

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與歷代帝王一樣，宗法禮制，崇尚祖先。不同的是，朱元璋更迷信，對陵址選擇的講究到了苛刻的地步，以此求得風水佳境，賜福朱氏子孫。有專家認為，中國歷史上的帝王陵寢制度，是在明朝才完備起來的，此說不無道理。明朝的帝王陵分布在四處，即葬朱元璋祖父母的盱眙“祖陵”、葬朱元璋父母的鳳陽“皇陵”、葬朱元璋的南京“孝陵”和北京的“十三陵”，這些陵寑所在都是“風水寶地”。關于中國古代帝王陵寑的“風水”問題，不少專家都作過研究，這方面的書籍、論文很多。在明孝陵申報世界歷史文化遺產(chǎn)時，一篇題為《“世界文化遺產(chǎn)”明孝陵解》的報告中，就詮釋了孝陵的“風水”。

現(xiàn)在面積達三十多平方公里的鐘山風景區(qū)，幾乎就是當年明孝陵的整個范圍。在這處龐大的帝陵區(qū)域內(nèi)，設計者將整座鐘山以及部分水面作為重要的“風水”景觀，一齊納入孝陵的建筑規(guī)劃設計中，從而實現(xiàn)了“因山為陵”、“天人合一”的中國帝陵建筑傳統(tǒng)和文化理念。鐘山古稱“龍山”，早在江東末年，已被諸葛亮、孫權等政治家視為“龍蟠”之地，朱元璋作為大明開國之君，更不會放過這塊寶地，自然會擇金陵“龍脈”為葬地。后來，孫中山、蔣介石都選擇此地為自己的歸宿，也是因為鐘山是風山寶地之故

朱元璋選擇在鐘山之陽建造陵，鐘山之陰建陪葬功臣墓，南北對應，尊卑昭然，這完全符合“風水”要義—— 鐘山有東、中、西三峰，在風水上稱“華蓋三峰”，而以中峰最尊，孝陵恰好處于中峰之南玩珠峰下，而最早將這塊地盤視作風水寶地的是梁代高僧寶志和梁武帝蕭衍;在孝陵之西，有一座小山，人稱“小虎山”，過去不解其意，現(xiàn)從風水地貌上分析，方知其正處于孝陵之右的“虎砂”位上，與孝陵之東的“龍砂”之象左右對列;直對孝陵陵宮的“梅花山”，過去都以為乃朱元璋為讓吳大帝孫權這條“好漢”給他的陵寢看大門而留下的，其實，這一如座如屏的小山是孝陵風水中的“案山”，有著十分重要的文化象征意義;西南方向的前湖及逶迤南下的“鐘山浦”也具有靈動的“朱雀”風水特征。

這樣孝陵陵宮及寶城就具備了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的風水“四象”，加之孝陵的三道“御河”都呈由左向右流淌的形勢，這種水風水上稱“冠帶水”，亦十分難得。從中國古代帝王陵寑規(guī)制上看，從春秋時期開始，就有“依山起陵”的觀念，后來有了“依山環(huán)水”的講究，到秦、漢、唐、宋幾代，帝陵逐漸發(fā)展成方上、陵臺、方垣、上下宮的制度和中軸對稱的規(guī)整格局，這種布局的基礎非風水寶地不建。現(xiàn)在有人提出發(fā)掘的“秦陵”、“乾陵”，就是典型的風水寶地。秦陵南依驪山，北臨渭水，符合《大漢原陵秘葬經(jīng)》中的“立冢安墳，須籍來山去水”之陵寑擇址標準，可謂吉壤。

位于關中的乾陵，地形地貌結合完美，有山有水，山是梁山，水是漠谷河，陵區(qū)如裸睡少婦，棒槌嶺如男根插在中間，應合“陰陽二儀、天地配合”之原理。乾為天為陽，坤為地為陰，陰陽交合，乃生萬物。《葬書》中說，“葬者，乘生氣也。藏風聚氣，得水為上……故葬者以左為青龍，右為白虎，前為朱雀，后為玄武。”乾陵具備了風水寶地的所有條件，據(jù)說，高宗李治登基不久，命當時有名的星相大師袁天罡和專掌陰陽天文歷法的太史令李淳風，為他擇萬年吉壤，這塊地是袁、李兩人共同定下的。朱元璋則新創(chuàng)了一套帝陵體制。孝陵以鐘山為中心，外郭城垣走向曲折，繞山而建，這一點與明初京師城垣相似;神道也是不循常規(guī)，彎曲而行，與陵宮部分構成一平面如“北斗”的形狀。

《大明孝陵神宮圣德碑》記載，朱元璋“審天象，作地志”，此即是采用了象天法地，以“天帝”所居之“北斗”位居中央，周圍按二十八宿構成的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四象環(huán)繞的神秘布局手法，這里就“風水說”。古人認為北斗七星是“天帝”居住的地方，皇帝是天子，“升天”也就意味著到北斗七星上去住了。這種追求“魂歸北斗”的“北斗七星”陵區(qū)布局，影響到了后代王帝陵寑的擇址和建設。北京城的規(guī)制是仿南京城的，北京十三陵的構建規(guī)制同樣源自南京，源自孝陵。十三陵中的第一座、也就是明成祖朱棣的陵寢長陵的規(guī)制，完全按照孝陵的標準構造的。其后的獻陵、景陵、裕陵、茂陵、泰陵、康陵、永陵、昭陵、定陵、慶陵、德陵、思陵的營造，雖有大小之別，但規(guī)制相同。整個陵園以長陵為主體，向東南、西北和西南展開，周圍約八十里，形成了明朝規(guī)模宏偉的陵園。

說到迷信，朱棣比他父親朱元璋更相信“風水說”。當初為選擇陵址，他頗費心思。初定京西燕家臺，因與“晏駕”諧音，覺其不吉，只好作罷。繼選京西潭柘寺，又認為既為寺院，怎能再建陵墓，朱棣不悅而放棄。最后選定燕山山脈的支脈黃土山，形勢優(yōu)美。朱棣表示滿意，只覺地名太俗。恰在此時，正逢他的生日，于是改黃土山為天壽山。中國傳統(tǒng)哲學思想認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皇帝是天子，“天人合一”，得講究人與自然的統(tǒng)一，因此帝王是不能隨便葬的，生前“萬歲”，死后得有“萬年吉壤”。“風水說”其實只不過是中國特色的“環(huán)境觀”，帝王陵寑無論選擇什么樣的風水寶地，都難以阻擋帝國的消亡，朝代的更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