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研究表明，一個家族的男人往往在天性上和思維方式上有著驚人的相似。看來這話不假，朱元璋的殘忍在他的子孫身上如同密碼一樣流傳著。他的兒子永樂帝是在燕王位上通過造反，推翻了建文帝而登上寶座的。這個皇帝對歷史的唯一貢獻大約只能算是修了《永樂大典》，而其殘忍與陰損刻毒，和朱元璋相比真是青出于藍而勝于藍。

永樂的皇位來得不正，這是天下都知道的，但刀把子出政權，當他一旦推翻了他那個文弱倒霉的侄兒，遂開始報復性地迫害建文手下的臣子們。這些“奸惡”，有的被剝皮，有的被油炸，死得花樣別出而又痛苦萬狀。即使如此，仍是難以消解永樂心中的憤怒，余下最陰毒的一招就是將這些“奸惡”的妻子、女兒、姐姐、妹妹，總之一切女性親屬，包括五十六歲的老太太在內，一律罰做官妓。

做了官妓還不解恨，因為按大明的制度，官妓們是坐在妓院里靜候嫖客上門的。想必那時官妓的生意不太好，永樂看在眼里急在心上，靈機一動，下令不許這些奸惡者的女眷坐在妓院里當坐商，而是送到兵營去，“轉營奸宿”，也就是一個軍營接一個軍營地巡回，以便能有盡量多的男人凌辱她們。史料上明明記載：

“永樂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教坊司于右順門口奏：‘齊泰妹及外甥媳婦，又黃子澄妹，四個婦人，每一日夜，二十余條漢子看守著，年少都有身孕。除生子令作小龜子，又有三歲女子，奏請圣旨。’奉圣旨：‘由他，不的到長大便是個淫賊材兒。’”

“鐵鉉妻楊氏，年三十五，送教坊司，茅大芳妻張女，年五十六，送教坊司，張氏旋病故。教坊司安政于奉天門奏。奉圣旨：‘分付上元縣抬出門去，著狗吃了。欽此。’”

兩道圣旨，看得人心里發毛，所謂圣明之君，原來在如何更野蠻地處罰手無寸鐵的婦女時也顯得特別有創意：每夜令二十多條漢子奸宿一個家破人亡的苦命婦人，一旦死了，則抬去喂狗;才三歲的女孩子，就決定她長大了“便是個淫賊材兒”。

終其明世，程朱理學為天下第一顯學，操持理學的業儒們一向虛偽地要求非禮勿視、非禮勿動，甚至探討起嫂子一旦落水，做小叔子的伸手援助她，是否也會有干名教之類的荒謬問題。這種思想一旦被官方承認為社會精神的主流和時人的道德準則，人性必然趨向于隱忍、虛偽和做作;而人之惡則是與生俱來的，在這種似是而非的理論的規導下，惡有可能被暫停，卻不可能從根本上消除，正如堵不能治水，只有疏才能治水一樣。理學對人之惡便如同是堵水，一旦大壩崩潰，帶來的災難將會更大。

整個大明近三百年間，這種從太祖朱元璋開始的殘忍一直不曾斷絕過，它竟然如同傳家寶一樣在這個猥瑣而歹毒的家族中流傳。

大明以前，統治者對知識分子還保持著一定程度的尊敬和克制，但到了大明，知識分子的自由度沒有了，連人格尊嚴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損傷。除了屢次文字獄外，便是那發明于朱元璋的廷杖——當場脫了褲子在大堂之上打屁股。這一處分方式原本始于東漢，得名于三國的東吳，但朱元璋之前的一千年間，都只是一種偶然采用的處罰，到了朱元璋手里，才成了常刑。

這種刑罰，除了可以根據皇帝的意愿或者把人打死，或者把人打殘外，還能最大程度地羞辱受刑者，能夠從精神和肉體兩個方面來使受刑者痛苦不已。而這些受刑者，大多數是極力推崇理學的儒者，事情就是這樣的荒唐。這就是歷史，絲毫不給我們的想象和邏輯留一點面子。

如前所述，開國大將朱亮祖是被朱元璋處以廷杖并同其子一起當場活活打死的，算是這一新刑罰的首個受用者。此后兩百多年間，坐在高高龍椅上的朱家皇帝一聲拿下的喝令聲中，臺下那些文弱的大臣們就會被兩旁如狼似虎的行刑人員拉下來，當眾剝光了褲子，露出白花花的屁股，狠命地打。

最著名的廷杖事件發生在嘉靖年間，因議大禮之爭，惱羞成怒的嘉靖兩次下令在宮門外痛打大臣，其中一次多達一百八十人，當場就有十八人被打死。一百八十名文武官員被剝了褲子挨打，這大約要算中外史上絕無僅有的“趣事”。

到了朱明中后期，政治更加黑暗，皇帝更加無能，其鞏固統治的手段便是利用血腥的特務制度，東廠、西廠、錦衣衛，將這種鐵幕政治發揮到了極點。而朱元璋在開國年間傳下來的幾十種聳人聽聞的酷刑被前所未有地執行著和不斷改進著：墨面文身(在受刑者身上刺字并用墨涂抹著色，畢生不會消失)、挑筋(斬斷手筋或腳筋)、挑膝蓋(用尖刀挑斷膝關節)、剁指(砍掉指頭)、斷手、刖足(砍腳)、刷洗(用帶有鋼針的刷子在受刑者身上來回刷動)、稱竿(用竹竿從受刑者肛門內刺進，直入肚腹)、閹割、凌遲(一刀一刀地割)……許多酷刑原本在離明代一千五百年前的西漢文帝時就已廢除了，這時卻再次風光地登上歷史舞臺。

朱元璋晚年，大約殺人也殺得煩了，有些無奈地說：“似這等愚下之徒，我這般年紀大了，說得口也干了，氣不相接，也說他不醒。”等他一命嗚呼，他的子孫們相繼繼位，除了永樂帝在刑罰方面有些創新外，其他人雖繼承了他殘忍陰毒的衣缽，但在這方面的創造性也沒有了，所謂一代不如一代，也許就是如此吧。等到朱元璋的末代子孫崇禎一邊勵精圖治，一邊大殺那些被他認為誤國的各級官員時，大明的喪鐘已經響了。

大明存立的14至17世紀間的兩百多年里，歐洲已順利地度過了黑暗的中世紀，走進了文藝復興的黎明，人的尊嚴和個性開始受到廣泛的尊重。要不了多久，就會從法蘭西的土地上傳出天賦人權的黃鐘大呂。而在東方這個古老的國度，無法直面的殘忍和極度的專制卻成為一種制度化的國家機器。

等到大明將亡之時，偉大的思想家黃宗羲在他的著名作品《原君》中，發出了震聾發聵的聲音：“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曰：‘我固為子孫創業也。’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為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然則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無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嗚呼！豈設君之道固如是乎！”

與此相仿，法國大革命領袖之一的馬拉也發出過類似的聲音：“宮廷是暴君的巢穴、淫蕩的發源地、罪惡的溫床，國王的歷史就是國民的受難史。你們要革命，你們要自由，你們就必須砍下暴君的頭顱。”

然而，當馬拉在巴黎的議會大廳里如此慷慨陳詞時，古老的東方遠沒有走出歷史的黑暗，它正從大明的殘忍跌進大清的殘忍，更多的不幸和更多的苦痛正在等待這個多災多難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