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事若是發(fā)生在一般悲痛逾恒的孝子身上，肯定會引爆父子矛盾，畢竟母子連心，母親慘死于日寇炸彈，竟然強要秘密下葬，且不得對外發(fā)喪，如此安排，若非有深沉之理智，完全壓抑激越情緒，常人是萬萬難以消受的。蔣經(jīng)國面臨如此悲憤情境，猶能遵命行事，更見其慮患之深與孝父之誠了。

夾處兩母之間的孤臣孽子

“孤臣孽子，愁悶孤獨，操心也危，慮患也深”——這十六字是蔣經(jīng)國一生之心理寫照。何以致此？這實在牽連非常復雜繁多的因素，要言不煩地講，這些千絲萬縷的關(guān)系，主要源自幾個主要面向，源自父親蔣介石與母親毛福梅夫妻關(guān)系的形同冰炭終歸仳離，源自對母親毛福梅處境艱危、孤立無援的憂憤，源自蔣經(jīng)國與庶母宋美齡之間的微妙關(guān)系……這些微妙的互動關(guān)系，使得蔣經(jīng)國陷于一種高度壓抑的孤臣孽子情境中。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日本軍機大舉轟炸蔣介石浙江奉化溪口故居，蔣經(jīng)國的母親毛福梅躲避不及，被一面傾倒的土墻壓倒，當場被土墻及彈片傷及，肚破腸流，氣絕而亡。悲劇發(fā)生之初，現(xiàn)場一片火海，鬼哭神號，處處狼藉，蔣介石故居瞬間變成了瓦礫堆，毛福梅被壓在土墻下，未被及時發(fā)現(xiàn)。蔣介石接報后，即以特急電報通知在江西的蔣經(jīng)國，說：“頃接張愷電稱，家中被炸，爾生母無蹤，恐有不測，將生亦受傷，希即請假回家，照料理一切為要。”

關(guān)于毛福梅死難的詳情，蔣介石在事件發(fā)生后十天發(fā)給在美國考察美軍的次子蔣緯國信函中有較為詳盡的敘述。信中寫道：“溪口家中與樂亭皆被敵機炸毀，經(jīng)國生母不幸在屋后單家墻門之倒墻壓死，宋甥將生亦死，全村約毀屋八十間，死二十人，皆在三房與四房之間地區(qū)，余皆無恙。家中事已有經(jīng)兒歸家料理，喪事亦已辦妥，勿過哀傷，望努力求學，以報家國。”

毛福梅是蔣介石結(jié)發(fā)元配，因毛氏出身農(nóng)村，學歷不高，與蔣介石之間情感素來不睦，但是，毛福梅之死，蔣介石也相當錯愕憂戚，他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四日給蔣經(jīng)國的電報上透露了內(nèi)心感受，并交辦蔣經(jīng)國處理毛福梅喪事的原則：

刻與贛縣接電話，據(jù)報昨日已起程回奉，想今夜可到家，家事至此，悲戚無已，惟事由天命，只可達觀處之，當以報國者報家也。家中喪事，在此亂時一律從儉、從簡，不宜張皇登報發(fā)訃，免敵多一宣傳材料。我意世事前途不能預測，如能從速安葬更妥，其葬地可在摩訶殿后面大樹附近，此地幽靜，必能安定也。如何？望與大姑母等商定可也。將生甥傷勢如何，甚念，希代慰大姑丈母與其家屬衷懷。

蔣介石心細如發(fā)，遠在重慶，心神卻與蔣經(jīng)國同在溪口老家，但是，他考慮的重點，更不僅止于喪事本身，他所關(guān)心的重點，是此事在政治上可能牽動的陣陣漣漪。因而，在蔣介石避免供給敵人“多一宣傳材料”的前提下，“秘不發(fā)喪”、“一律從儉從簡”、“從速安葬”三個原則，就是蔣介石交代蔣經(jīng)國處理毛福梅后事的圭臬準則。這事若是發(fā)生在一般悲痛逾恒的孝子身上，肯定會引爆父子矛盾，畢竟母子連心，母親慘死于日寇炸彈，竟然強要秘密下葬，且不得對外發(fā)喪，如此安排，若非有深沉之理智，完全壓抑激越情緒，常人是萬萬難以消受的。蔣經(jīng)國面臨如此悲憤情境，猶能遵命行事，更見其慮患之深與孝父之誠了。

但是，于私，蔣介石也有一番說辭與思慮，他惟恐日本飛機再到奉化侵擾濫炸，因此，覺得毛福梅葬在摩訶殿后，仍非穩(wěn)妥之地，在十二月十八日給蔣經(jīng)國的電報上說：“葬地如在摩訶殿后，離村莊太近，恐遭轟炸，則應另覓較遠之處，如在上山橋頭，現(xiàn)在兵房附近，擇一墓地安葬，似較妥也。……喪事后家中如不便居住，你可移住慈庵莊屋也。此次居鄉(xiāng)應略久，以便整理家務，你當告假二三月，派員代理為妥。”

十二月十九日，蔣介石又電蔣經(jīng)國，交代他再找別的地點葬毛福梅，并且要蔣經(jīng)國不要聽信風水堪輿之說，這說明外界常稱蔣介石信風水，其實完全是一種以訛傳訛的扭曲。蔣介石此電說明他根本不重視風水迷信：“上山橋頭如無相當墓地，則在顯靈廟東首，即馬鞍山東北山腳，或可覓得一地，惟不可聽鄉(xiāng)人講風水堪輿之說，而只擇高朗之地，如其無水蟻之患足矣。”不久，蔣介石又補發(fā)一電報給蔣經(jīng)國，說：“本日為祖母誕辰，諒在慈庵祭祀。回念家事，無任惶惶，惟望爾兄弟能立業(yè)光前也。葬事待明春再舉亦可，你待家事料理完妥，可仍回任服務……”憂惶之念躍然紙上，但仍不忘鼓勵蔣經(jīng)國墨绖從公，移孝作忠。

毛福梅意外遇難，在蔣經(jīng)國內(nèi)心造成了巨大的創(chuàng)痛。少年時代，他感覺到父親和毛福梅感情并不融洽，未料遠赴蘇聯(lián)途中，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父親與母親仳離，父親與宋美齡結(jié)婚。蔣經(jīng)國雖然遠在俄國，父母離異形成的心理陰霾，如影隨形，他卻只能壓抑心中，莫以名狀。況且，離國十三載，回國不過八個月，又赴贛任官，平日鮮少承歡毛福梅膝下，遭此巨變，尤其悲慟逾恒。多年后(一九四五年元月十四日)蔣經(jīng)國寫給蔣介石的一封家書中，猶不經(jīng)意吐露出潛藏心底始終未曾宣泄的悲痛：

兒此次在渝得與大人談及家事，心感歡樂，但在離渝之前二夜，當拜讀大人在兒日記本上批示之后，心中未得一時安寧，且曾痛哭數(shù)次。兒回國以后第一次哭泣，是在杭州初次拜見大人之時。第二次是在溪口家鄉(xiāng)當兒生母罹難之日。……此次受大人之感動而數(shù)次流淚，乃第四次也。

母親死于日寇狂轟濫炸，蔣介石復以不讓倭寇有可資宣傳的題材，諭令蔣經(jīng)國要低調(diào)地處理毛福梅之后事。為人子女者，面臨母喪，已是人倫至痛，尚且要“秘不發(fā)喪”，簡略速葬，這教稍有孝心之子女，情何以堪？

尤令蔣經(jīng)國悲憤莫名的，是日本軍閥在一九四一年春季多次侵擾奉化故里，這段時期的蔣經(jīng)國，始終處于焦慮憤懣的情緒，難以平撫。這一年五月十九日，蔣經(jīng)國寫信稟告父親說：“此次敵軍擾侵浙東故鄉(xiāng)廬舍，祖先墳墓備受蹂躪，國難家仇于斯已極，每念及此，終夜不能成眠，今后只有埋頭苦干，盡忠黨國，以期報此不共戴天之仇。”

未幾，蔣經(jīng)國復又得知日本軍閥拆毀毛福梅的墳墓，稍后連棺槨也遭賊人掘開，這讓蔣經(jīng)國既驚駭又悲憤，但是消息未經(jīng)證實，只是故里輾轉(zhuǎn)傳來之音訊，而他本人又未便親往已經(jīng)淪陷的溪口一探究竟，因此倍感焦灼、苦悶。為此，蔣介石父子之間更是函電交馳，為了安撫兒子的焦慮情緒，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日，蔣介石在重慶親筆寫下致蔣經(jīng)國電文文稿：

蔣縣長：皓電悉，此消息不必可信，寇或藉此以試探吾家人對此之心理如何，如我著急，則寇更進一步對我祖父母之墳墓亦將加以破壞為恫嚇，故此事無論其虛實，即使果有其事，亦已成過去，著急亦無能挽救。昔漢高祖之父，被敵軍所俘，敵藉此要挾漢高祖，乃以“愿分乃父一杯羹”，以示決不以家人為念之意。吾人立志革命，早以為國忘家，只求對民族子孫能永久獲得自由獨立，則一家之生死尚且不顧，何惜死后之尸身，故不必過于悲痛，應以革命大業(yè)之成敗為懷也。此時可由學校間接派人設法探視，如其實在，則再托人殮葬，總不使寇獸藉此要挾，以示吾人心理上之弱點也，至于暴尸在外之說，余決不能信，希兒亦寬懷勿過憂傷。總之，此事以巖頭舅家為名，派人照料最為相宜，以寇獸決不能將收尸之外親牽累也。父。

所謂“分一杯羹”，典出《項羽本紀》。相傳楚霸王項羽與漢王劉邦相爭于廣武，兵荒馬亂之際，楚霸王抓住了漢王的父親，準備烹煮漢王之父而食之。劉邦得到消息，毫不為意地傳話給項羽：“我跟項羽是約定的把兄弟關(guān)系，我的父親就是他的父親，如果項羽一定要烹殺我父親，那么我希望有這個榮幸能分食一杯羹。”楚霸王項羽知道此計無法得逞，只好釋放了漢王之父。蔣經(jīng)國為了母親墳墓可能遭日本軍閥破壞而心煩意亂、焦慮痛苦，蔣介石為安慰他，乃以“分一杯羹”的歷史故事開導兒子，希望兒子以大局為重，勿為私情害公義。

蔣介石擔心蔣經(jīng)國不能釋懷毛福梅墳頭遭日寇破壞的消息，翌日又發(fā)了一封特急電報給蔣經(jīng)國，電文全文如下：

贛縣蔣縣長：昨電諒達。未知兒意如何決定，惟對武嶺學校應先復一電，其大意如下：電悉，此事恐系謠言，未必真實(按：原件中有一段話是蔣介石刪掉的文句，刪除之全文為：我家上下早以犧牲救國，即使有此事，其實亦不足為異，先人求仁得仁，遺體雖毀，其靈亦安)。但既有此消息，請派人前往墓地省視，如墓柩果毀，望代為在原地埋葬，不必移墓等語。一面速派可靠鄉(xiāng)人或親友，前往溪口附近，與當?shù)乜h府軍警極秘密探察究竟。以余判斷，決不致暴尸天外，可勿過慮。巖頭如有人能代辦更好，否則亦不必強勉，以免鄉(xiāng)人起謠，更使寇獸有此要挾也。父。

所幸，蔣經(jīng)國對父親的意思心領(lǐng)神會，他明白，于今之計，除了按照父親的計策，堅定意志，不受敵人裹脅，此外別無他法。九月二十四日，他趕緊給蔣介石發(fā)了一通特急電，答復稱：

哿馬二電拜悉，諭以大義，以漢高祖為法，公爾忘家，兒不勝感奮涕零。暴尸在外，兒亦不信，即使是事實，為表示吾人革命決心，亦決不受敵威脅，茲已遵諭電復武嶺學校，并電在永康之毛母舅，設法派人探視。兒對此事已不過于悲痛，乞釋念，兒遠離膝下，已將一年，眷念無似，擬于十月底來渝，以補定省有闕之罪，不知大人之意如何？

毛福梅墳墓遭敵寇破壞事件，之后證實并非空穴來風，為此事件，蔣經(jīng)國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七日給父親的信上，充分表露了他內(nèi)心難以言宣的深沉悲傷：

武嶺學校來信，兒生母之墓被敵人拆毀后，靈柩亦遭盜賊開拆。后來，以我方無動靜，敵人見計不售，乃聽由鄉(xiāng)人將靈柩蓋好。兒早存移孝作忠之心，故對此事已坦然于懷。武嶺學校方面已匯去五千元，作為校費及分贈親友之用。

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五日，毛福梅亡故已過六年，蔣經(jīng)國回顧往事，在致父親信上仍三復思言，指陳生母之死是他畢生最悲痛之事：“兒于上月三十日深夜含淚上機忍痛離贛以來，無時不在憂念苦愁。兒生母之亡于敵手，以及贛州之陷于敵軍，乃一生所最感痛心之事，亦終身所不能忘者。”

為了體念父親與宋美齡的婚姻關(guān)系，顧及與宋美齡之間微妙的“母子”關(guān)系，蔣經(jīng)國必須謹小慎微地處理若干問題。小自應對進退，晨昏定省，大至家事、國事，凡涉及宋美齡者，蔣經(jīng)國無不小心應對，從來不敢稍有造次。生母毛福梅后事之處置，基于父親已關(guān)照，既不能過于張揚，可是為人子者又不可草草了事，故而讓蔣經(jīng)國大傷腦筋。由于戰(zhàn)爭的耽擱，毛福梅的安葬事宜其實是到了一九四七年才全部告一段落，諸如墓地的選定、墓志銘的撰寫、墓碑的題字落款，都讓蔣經(jīng)國大費周章。

蔣經(jīng)國在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四日致父親的信上說：“生母前之墓碑已遵大人之意請吳老先生書寫。”一九四八年二月一號的信上說：“父親大人膝下敬稟者：一、關(guān)于為生母立墓碑與作傳事，兒定遵諭辦妥，附呈吳老先生有關(guān)墓碑評論一則，敬請大人一閱。”蔣經(jīng)國信上提及的“吳老先生”即吳稚暉，毛福梅作傳立碑之事，蔣介石即命請吳稚暉捉刀。

蔣經(jīng)國自己先寫就了一幅碑文樣稿，上面以毛筆寫了“蔣子經(jīng)國生母之墓”八個大字，吳稚暉就在蔣經(jīng)國寫的樣稿旁邊，寫下這段文字：“生母習慣指妾，不可用。不用蔣母毛太夫人以志特殊。毛太夫人，實為蔣經(jīng)國之顯妣也”，接著，吳稚暉在一旁寫下八個大字：“顯妣毛太夫人之墓”，以取代蔣經(jīng)國寫的“蔣子經(jīng)國生母之墓”，吳稚暉并加上了腳注說明：“稱不可表以為母氏也，凡子女以母氏為太夫人”。為了這一方石碑，吳稚暉已經(jīng)設想得面面俱到，“顯妣毛太夫人之墓”這八個字，一方面顧慮到蔣介石可以在宋美齡面前好交代，不致讓宋美齡吃醋。同時，也顧慮到了蔣經(jīng)國的立場，畢竟毛福梅是蔣家為蔣介石明媒正娶的元配，假設連“顯妣”二字都不敢用，那不光是對死者毛福梅不尊重，更對孝子蔣經(jīng)國不公道。

換言之，吳稚暉認為，不論是傳略，或者是墓碑，都不宜以蔣氏父子所謂的“蔣經(jīng)國生母”來稱呼毛福梅，而必須以“顯妣毛太夫人”稱呼毛福梅，這不僅是恭敬已逝長輩，更是對中國傳統(tǒng)禮制的尊重，這或許正是孔老夫子所謂“爾愛其羊，我愛其禮”的微言大義吧。為毛福梅立碑，最后定案的題字是“顯妣毛太君之墓”，落款處則銘刻“男經(jīng)國敬立”。將毛福梅生前事略編入家譜，亦是抗戰(zhàn)勝利后蔣家一大盛事。蔣經(jīng)國奉父命委請吳稚暉寫就母親的生前事略，但是，他也考慮到父親蔣介石的多所顧慮，因而除了刻意避免事略中某些辭句舉措引起宋美齡不悅，事前曾敦請吳稚暉規(guī)避，等吳稚暉寫好毛福梅事略，蔣經(jīng)國則將有關(guān)毛福梅傳略、祭母文、墓碑碑文等內(nèi)容，全部呈給蔣介石過目定奪，蔣經(jīng)國完全聽從父親意思辦理，個人完全不表達強烈意見，只扮演被動角色。故而，蔣經(jīng)國在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八日，給父親的信上寫道：

前奉諭，托請稚暉先生為兒生母作一傳，以備刊入家譜，兒之衷心感動萬分，曾為此親謁稚暉先生，作數(shù)次之長談，并以生母事略與祭母文，送稚暉先生參考。在事略與談話中，皆曾特別指出，生母與大人離婚后，由祖母收為義女一節(jié)，并懇請稚暉先生對于此點在傳中加以敘述，日前接奉稚暉先生手書，并附生母傳一篇，但此傳“但敘母子不涉夫婦”，此乃稚暉先生自己之意思，與大人之本意，以及兒之所請者，自有出入，但亦未便再向稚暉先生提出修改之意，故將稚暉先生手書，與其親書之兒生母傳，以及曾供稚暉先生參考之事略與祭母文，呈請大人核閱，兒一切決遵大人之意而行之，請勿以兒意為念。

換句話說，吳稚暉不僅僅不認同蔣介石父子以“蔣經(jīng)國生母”稱呼毛福梅，更不認同蔣介石把毛福梅與蔣介石離婚后，曾由蔣母王太夫人收為“義女”的情節(jié)，納入蔣經(jīng)國母親毛福梅的傳略及祭文之中。吳稚暉認為，蔣介石母親王采玉女士將蔣經(jīng)國母親毛福梅收為“義女”，是避免毛氏離開蔣家的權(quán)宜之計，此為王采玉、蔣介石和毛福梅三人之間的事，和蔣經(jīng)國毫不相干，吳稚暉并以“但敘母子不涉夫婦”，未將王采玉收毛福梅為“義女”之事納入傳略或祭文。吳稚暉意思至為明顯，蔣介石要注明毛福梅為王采玉“義女”之事，應是避免宋美齡之吃醋，但是，事略與祭文的主人公是蔣經(jīng)國，并非蔣介石，故而根本無需以“義女”之說狗尾續(xù)貂。

由此可證此時之蔣經(jīng)國內(nèi)心之壓抑，以及為了不致影響蔣介石與宋美齡之感情，他表現(xiàn)了自己完全不在乎任何安排、一切以父親之意旨為意旨的態(tài)度。關(guān)于毛福梅的歸葬事宜，及立碑、傳略、祭母文，實際上最后都有蔣介石干預的影子。例如，吳稚暉寫的毛福梅墓碑碑文是“顯妣毛太夫人之墓”，然而，蔣介石最后拍板的墓碑碑文刻的卻是“顯妣毛太君之墓”。這最后手筆，乃是蔣介石修改后的結(jié)果，說明蔣介石仍覺得以“夫人”稱呼毛福梅似有不妥，為免造成宋美齡之不快，故而修潤成“太君”二字。按古代的制度，唐宋之間，凡當四品官的人，都可稱死去的母親為“太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