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世系大統的嫡長子繼承制，據王國維諸先生考證，源自西周，始作俑者為“制禮作樂”的周公。立長不立賢，以先天的出生定序擯棄后天的人為選擇，嫡長子制自有優勢所在。起碼可以有效地防止繼承人在選賢過程中，統治集團內部的矯裝偽飾、勾心斗角、拉幫結派、相互傾軋以及由此引發的內耗離心與崩解騷亂，給心懷異志、覷覦國器者以可乘之機。而帝王政治中據鼎秉權者的新舊交替是一姓王權生命中的薄弱環節，如何平穩地、安全地交接政權向來是歷朝統治者的心腹大患。在這種情況下，立長制以先天既定性讓選賢制下有機會者心無異想而安其分守其責，是防范亂自內作的屏障。盡管它也有虛弱的命門，如繼位者少幼時政權的旁落宦官、外戚與母后，但王位繼承人的立嫡制自西周以來至明代基本上無可動搖。

由少數民族執掌政權的清朝卻是例外。清入關后，在皇位的承繼上別于前朝，采用的是立賢制，即諸皇子均是候選人，擇其賢能者立為皇儲。表面上看來，這頗與現代的人才擇優理念相符，而實際上的中選者只是取決于父皇的合意與否。欣悅于萬人不如取悅于一人，因此諸皇子間競爭激烈之程度可想而知。而有幸承接帝位者，忘形的得意后掩飾不住的是極度扭曲心靈的累累傷痕——可見皇帝們常有的暴戾無常的言行實是大有理由的。同時關于在位者的流言也多有，在宮廷與坊間暗暗播布。例如雍正帝，在他峨峨金鑾殿煌煌寶座的背后，弒父逐弟鳩子的陰影終其一生不散。“傳位于四皇子”還是“傳位十四皇子”，民間流傳的篡詔矯命之說眉目甚細。因為四阿哥胤禎(雍正)不是諸位阿哥中最優秀者，他的承接大統引起了朝野無盡的善意或惡意的揣度。

于是有一種替雍正辯解的說法流傳：清圣祖康熙帝非常喜愛天資聰慧的孫子弘歷(乾隆)，其情殷殷甚于愛諸子。為確保帝位將來某日傳與孫子，四子胤禎父因子貴被確立為皇位承繼者。因此雍正不過是王權承繼的一個過渡。乾隆盛世清室中興，繼位的乾隆帝的確沒有辜負皇爺爺的厚望，成為一代有為名君。乾隆帝一生對祖父的恭敬、崇拜之心也眷眷可表，在登基六十年時，為免于超過康熙祖在位六十一年而顯不敬，便下詔遜位于嘉慶，甘做太上皇。祖孫情濃明明可鑒，民間倫理關系中所謂的祖孫“隔代親”在帝王政治中也有所反映。

照弗洛伊德理論，子對父的反父情結源于本能，因為生活中的父子關系有時是處于進退無措的境地。在古代的權力場中，父子關系的對抗更是得以放大，宮廷里父子常是互存警惕之心的。太子勢力坐大，就有逼宮之嫌，是深為父皇忌諱的。這似乎也有理，如唐代“安史之亂”的平定中，太子李亨勢力逐漸壯大，最后徑自稱帝——是為唐肅宗，尊玄宗為太上皇，玄宗黯然失卻帝位。倘若太子懦弱勢微，有時也會面臨廢嫡立庶的危險，如漢高祖劉邦的太子劉盈(惠帝)就有過一段被父皇預以趙王如意替換的危機。后太子采取建議，與劉邦曾征召而不得的山野隱逸高士“商山四皓”往來甚密，使劉邦顧及到太子在民間的影響力，取消了重立太子之念。權力的絕對誘惑，讓父子之親心生罅隙，使親情異化。歷史上弒父自立者亦不乏其人，如隋煬帝，還有安祿山、史思明不也是被自己的兒子安慶緒、史朝義害了嗎？父子相隔太近，彼此看得太清，在權力交接的漫長等待中，很可能讓人失掉耐心去“搶班”。至于王權政治中的兄弟關系就更不可信了，李世民為了皇位殺兄滅弟的“玄武門之變”，不就是對著自己的手足大加殺戮嗎？趙匡胤、趙匡義兄弟二人協力打下天下，卻不能共享天下，夜里兄弟共飲，晨則宣告兄駕崩、弟登位，惟余這夜幕里的“燭光斧影”給后人留下無盡的猜疑。

似乎只有這康熙、乾隆祖孫的“隔代親”少了點利害，多了些溫情，給了人們些許言說的羨意。當然，類似的帝王政治“隔代親”歷史上也曾有過，但它卻是悲劇。例如，明初，明太祖朱元璋東征西討定鼎天下后，在確定接班人問題上的失策即埋下了動亂隱患。應該說諸位皇子中，四子燕王朱棣征討安邦、威伏四夷對于明朝開國功勞甚大。太子朱標英年早逝。按說，建國之始，諸王子中擇其賢能者以承大統也不為過，嫡長子繼承制歷朝歷代也都有所權變，可太祖元璋不知出于何因，硬要堅持嫡長子繼承制，于是立了朱標之子朱允炆為皇太孫。或許心中的猜疑畏慮讓朱元璋對于兒輩有所防，而祖孫的“隔代親”讓他心有所安，故此舍兒取孫。朱允炆君臨天下，試想燕王怎肯對黃口小兒俯首稱臣？“靖難之役”起，很快南京陷落，建文帝朱允炆穿袈裟、揣度牒，“大地山河一擔挑，四大皆空相”，凄凄惶惶逃離了京都，杳杳渺渺不知所終，叔父終奪了侄子的天下。

立賢也罷，立嫡也罷，一家之天下的王權政治，政出一人，在上之意總是成為裁量定奪的標準。一駕注定墜崖的馬車，駕車人上上下下的更替變化，挽救不了必然覆亡的命運。興也勃，衰也忽，賢與不肖者，幾次三番的更迭，百姓或得點實惠，或離亂遭殃。然而一姓一朝，生之始，亡之起，既定的軌道，王權的交替，關乎百姓何事？誠如張養浩所言：“興，百姓苦;亡，百姓苦。”這多是帝王政治的實質。權柄的牢牢秉握與穩妥交接是帝王們的念念不釋，這期望卻每每落空。往事猶可鑒，回頭看去，這宮廷里曾有過的祖孫間一絲溫情的亮色，也被涂抹上了一層凄迷的暗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旺，而在萬民之憂樂”，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黃宗羲在朝代更替之際痛苦思索之后寫在《明夷待訪錄》中的句子，確實道出了社會的實質。可這又怎么會被王朝時代的君主們理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