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紅是典型的“女文青”的性格：愛折騰，不愿守本分

蕭紅的一生，泛泛而言是很慘的，短命，窮困，奔波，她從十九歲離家出走，這一走便再沒回頭———中間輾轉回去過一次，和未婚夫住在哈爾濱的東興順旅館，后來懷孕，未婚夫出逃，引出著名的“蕭軍救美”一段。

這一段堪比小說情節，然而蕭紅自己斷不肯這樣寫，也寫不出，因為她是散文化的筆法，她最好的文字幾乎都是非虛構的，是那些關于她童年的記述。

很多年后，也就是1940年，她離家出走已經有十年了，這十年，她幾乎是馬不停蹄的，從東到西，從南到北，幾乎大半個中國她都走過了———這大概是她一直以來的夢想：離開家鄉，到外面看看去！蕭紅的出走是為逃婚，然而即便不為逃婚，她大概也會找其他的理由逃出去的，小小的呼蘭縣城藏不下她，不是因為她要寫作，立志當個作家，而是她身上有太多活泛的、不安定的因素。

蕭紅是典型的“女文青”的性格，歷朝歷代的“女文青”大多如此：愛折騰，不愿守本分。這是一般文藝女性的通病———或許是所有人的通病，———那些有才華的去折騰文藝，沒才華的去折騰異性，世間人莫不如此吧？也有一些人，是連帶文藝、異性一塊折騰的，并且都弄出了很大動靜的，大概算得上是人間極品了：非有巨大生命能量的人不能為，譬如畢加索，譬如拜倫。也有不折騰的，像張愛玲，我想，這是因為她有自知，太過冷靜;就生命力而言，張愛玲是弱了些，遠不及她的才華，幸好她那時還很年輕，是能夠凝神、聚氣寫幾篇漂亮文章的，再晚一些，恐怕就真來不及了。我能夠想象，她住在上海的那間公寓里，不拘是書桌旁，還是陽臺上，整個身心都打開了，每個毛孔都在呼吸，感覺、聽覺、味覺、嗅覺、自己、世界全連成一片了……即便沒有胡蘭成，這樣的寫作怕也不會持續太久，她是整個把自己搭進去寫了，兩年已是極限了。

我曾經比較過張愛玲和蕭紅———很多人都愿意把她們作比較———其實這兩人毫無共同點，除了都姓張，都寫得好，都活得慘。———可是寫到末一句，我突然有點懷疑，什么叫慘呢？也許是，并不是因為她們寫得好才活得慘，而是因為寫得好，讀者“發現”了她們的慘。就譬如蕭紅，倘若有幸如冰心，去過那樣一種安逸人生———究竟冰心是否安逸，外人又怎知道？不過是猜測罷了———她還能寫出那樣的文字嗎？即便寫出來了，好是好的，讀者還會那樣念記嗎？

想來這是一切文藝女性的悲哀，“人文不分”是她們普遍的歸宿，但凡以才華顯世的，經歷立刻被翻出來，翻尸倒骨盡挑惱人的部分來說，像費雯麗瘋了，克洛岱爾也瘋了，伍爾芙投河自盡，普拉斯開煤氣自盡，鄧肯風流且死于非命，奧斯丁終生未嫁，嘉寶隱居又是同性戀……總之，一個個都很傳奇，而且下場很慘。究竟未知是才華帶來了噩運，還是噩運使才華得以名世？也許才華之于女性，本身就是一個傳奇、一個魔咒吧？也許中國古話里的“女子無才便是德”，竟是有些道理的吧？

“兩蕭”的幸福時光

蕭軍在合適的時候，合適的地點，扮演了他最喜歡、也最合適的角色———英雄救美！

我曾經作過一個設想，就是，蕭紅能否活得稍稍像樣一點？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原因并不在于那幾個男人，而是她身上有一團火，她是自己把自己燒死了。一般說來，蕭紅的生命力是很旺盛的，遠勝于張愛玲，她若不是早逝，恐怕會一場戀愛接著一場戀愛談下去的，每一場戀愛都很失望，消停一陣，歡天喜地又談下一場去了，差不多她是靠直覺和本能行事的人，而不是靠頭腦和理智。

她是十幾歲的時候，家里給定的娃娃親，后來祖父一死，父親逼她成親;逃，當然是要逃的，她是五四背景下的新女性，逃婚、叛逆、追求個性，幾乎是那個時代年輕人的主流。先逃到北京，后來錢不湊手，又回去了;再逃，這一次未婚夫追出來了，蕭紅與他來到哈爾濱，竟然同居了。為什么要同居呢？不是白逃了嗎？

未婚夫的兄長氣不過，也許是面子上掛不住，一怒之下解除了他們的婚約，蕭紅的反應如何呢？她把夫家的哥哥告了！這一年，蕭紅差不多二十歲。

蕭紅的未婚夫叫汪恩甲，世人多指責他的負心和不擔責任，我想實際情形也許并不是這樣，汪只是個普通的青年，小縣城里的富家子弟，大約也知書達理，汪雖軟弱，卻也仁厚，蕭紅再次逃婚的時候，他追出來接濟;同居期間，蕭紅告了他的哥哥，汪會站在哪一邊呢？我想恁是誰都會選擇哥哥。及至蕭紅懷孕，他逃走了，他縱有萬般不是，前提是，兩人的感情壞了。

好了，現在蕭軍出現了，他就如天神一般，在松花江決堤的那個夏天，滿城的汪洋啊，蕭紅被困于東興順旅館，餓，挺著大肚皮，交不起旅館費，老板急吼吼想把她賣去當妓女……這時蕭軍現身了，在合適的時候，合適的地點，扮演了他最喜歡、也最合適的角色———英雄救美;可是蕭軍也沒錢，因此，他像變戲法似的，也不知從哪兒弄來一葉小舟，擱于她的窗前，再系一根繩子把她從窗口吊下來……這一幕，簡直像電影里的橋段。

蕭紅的一生，實際上比她的文字要豐富多彩，充滿了各式各樣的戲劇性，跟假的似的;也許那是亂世，人生人性的廣闊翻飛，都不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人所能設想的。

蕭紅漂泊的一生就這樣開始了，她再沒想到，她這一漂就是十年，好像漂成了習慣，再也不能停止，一直到她的死。可是，我們也不能因此就認定，她這十年一味總是凄風苦雨，恰恰相反，她這十年，生命真正在放光彩。

起先，她跟在蕭軍身后，我能想象她那雙不大的單眼皮的眼睛，鼓鼓的小圓臉，一路走著，跳著，看著，指點著，嘰嘰喳喳像個小麻雀似的。這是兩蕭的好時光，以至他們到了青島，窮得去變賣家具的時候，我仍認為這是他們的好時光。此時，兩蕭開始真正意義上的寫作了，在青島，寫《八月的鄉村》和《生死場》。蕭紅最有意思的一點是，她很容易就受了別人的影響，卻又能把自己的天性保持得很完好。現在，蕭軍是個青年作家，比較“左傾”，身邊的朋友也多是些進步青年……于是蕭紅便寫了《生死場》，———可能是一群人聊出來的主題，跟蕭紅說：“這個合適你，你來寫吧。”于是蕭紅琢磨一下，便開始寫了。

這并不是她擅長的題材，她這時候，也沒找到自己的題材，不過東一榔頭西一棒槌的，什么都試著寫寫，寫的時候，腦子里可能還想著時代、戰爭、革命什么的，這樣一些大詞匯，一時弄得她很茫然……可是她一旦想到自己的小城，小街，街坊鄰居，她就又活了。

寫得不錯，因為魯迅的推介一炮打響，成名了。然而我以為，《生死場》并不能算作蕭紅的代表作，只是她在通向代表作的路途中必經的一座橋。

與魯迅“什么都沒發生”的愛

三個人，靜靜地站了一兩秒，許廣平很窘，蕭紅安靜下來了，魯迅呢，他把眼皮子往下一放

1934的冬天，蕭紅二十三歲了。兩蕭啟程去上海正式拜見魯迅，這是。在上海，蕭紅煥發了更大的活力，遺憾的是，和蕭軍的關系變冷了，很多人都認為是和魯迅有關，我也這么認為，———幾乎一定是的！未必真的發生什么;也許是什么都發生了，“只是在心里”。

有一次她去魯迅家里，一進門，什么話也不說，就咯咯笑了。魯迅問：“為什么笑呢？”

她說：“天晴了，太陽出來了。”

我想蕭紅最可貴的一點是，她至死都保持了她少女的天性，她的淳樸和自然，她投向萬物時如初生兒一般新鮮而好奇的那一瞥……

兩蕭在上海待了不到兩年，這也是魯迅生命的最后兩年。對于兩蕭來說，魯迅差不多是半人半神式的、父親一樣的存在，所不同的是，蕭紅還是個女人，況且又那么年輕……起先，他們住在法租界，離魯迅家很遠，為了方便見面，他們就把房子換到魯迅家附近了。

兩蕭常結伴來看魯迅，每天都來……后來，就是蕭紅一個人來了。

蕭紅來到魯迅的書房里，魯迅也只是平常地問一句：“來啦？”蕭紅說：“來啦！”

家里來客人的時候，蕭紅便和許先生一起做飯，包餃子，包韭菜合子……兩個女人一起閑話，許廣平告訴她她從前的往事，她在女師大念書，怎么做家庭教師……兩個女人之間，大概是什么都知道了，但什么都不能說。

蕭軍開始打蕭紅，———當然了，這并不是第一次了，他是從青島一路打過來的，越打越順手，一直打到他們分手。蕭軍打她總有太多的理由，其中一個理由據說是他外面有了女人，卻又不跟蕭紅分手，大概他以為，他對她負有救世主一般的責任，這個責任是從哈爾濱的汪洋里的一條船開始的，從此這個責任就深種在他們心里，一直到蕭紅將死，她還在念叨她的早已娶妻生子的蕭三郎，幾乎是，在她生命的每一個困苦關頭，她都會想起他，想起自己被解救者的角色。———蕭軍在上海的打她，也許另添了一個理由，但是這個理由他是絕不會說的，也許他心里就不愿意承認。我想象這一幕，真是難受得很，后來魯迅逝世，蕭軍參與了喪事的全過程，行弟子禮，他是走在第一個的。

情況就是這樣吧，每天蕭紅都要去魯迅家，常常一待就是一天;蕭軍知道她去哪兒，又不能阻止的，實在是，他已經阻止不了她了。她心情好的時候，比如穿了一件新的紅上衣，一家人都沒注意到，她忍不住了，咚咚咚跑上二樓，問魯迅：“我這衣裳好不好看？”

魯迅就會放下工作，打量她一眼，老實地作出評價：“不大好看。”

隔了一會兒，他又告訴她不好看的理由，比如紅的不能配紫的，也不能配咖啡色的;綠的也不能配紫的;又說到她的靴子……這是我們目前所能知道的兩人獨處的唯一的場景，然而也只是說說衣服，鞋子，搭配。———是啊，還能說什么呢？什么都在這里了。說了一會，蕭紅看時間差不多了，大概又咚咚咚地跑下樓去了，第一，她不能耽擱先生的工作，第二，她得顧忌許廣平的感受———如果這個家她還想每天出入的話。

站在蕭紅的角度，以她那自由奔放的天性，這段時間她是很壓抑的。

又有一次，她要出門赴約，許廣平替她打扮，找來各種顏色的綢條用來裝飾她的頭發，其中一根紅綢條，扮得蕭紅似乎不是很好看，魯迅生氣了，大聲地對許廣平說：“不要那樣裝她……”這一幕真是意味深長，在那不知是春天還是冬天的房間里，三個人，靜靜地站了一兩秒，有什么東西似乎昭然若揭了，許廣平很窘，蕭紅安靜下來了，魯迅呢，他把眼皮子往下一放……然而也就這一兩秒，這艱難、隱澀、沉重的一兩秒過去就好了，過去了，又是什么都沒發生了。

后來，蕭紅便離開了，她去了日本，這是1936年夏天的事。她為什么要離開呢？據說是“養病”，又有說是“精神上的苦悶”，她走的時候，魯迅正在生病，她走了三個月以后，魯迅就去世了。

這三個月中間，她跟魯迅沒有任何聯系;蕭軍也覺得蹊蹺，很多年后，他跟牛漢說，“他們沒有任何聯系……”他似乎是欲言又止的。

這之前發生什么了嗎？

然而這些不說了，再不會有人知道了。

魯迅死了兩個月以后，蕭紅回到了上海，先去萬國公墓祭拜;這是1937年1月，半年以后，中日戰爭爆發。

“兩蕭”分手

蕭紅懷著蕭軍的孩子，和端木蕻良舉行了婚禮

這以后的一年多時間里，兩蕭都曾做過努力，從上海到武漢，到山西，到西安……然而終不行了，他們是在西安正式分手的。這時，蕭紅已有孕在身。可這時，她和端木已互通情款了，我猜想。他們剛認識半年，這半年來，端木一直陪伴身邊，———當然不只他們兩個，還有蕭軍，還有一群人，俗稱“東北作家群”的，他們是從武漢一路輾轉來到西安的。

在西安稍作停留，蕭紅就又回到了武漢，不久，她懷著蕭軍的孩子，和端木舉行了婚禮，這已是1938年5月了。據載，蕭紅對這次結婚是很平靜的，在婚禮上，主持人讓她發表感想，她說，她沒有別的希求，只想過安定的生活。———然而對蕭紅來說，安定是何其艱難的一件事，簡直是難于上青天;先不說那個亂世，兵荒馬亂的，一顆炸彈沒準就家破人亡了;單說她的性格，即便在和平年代，她是難能有一顆安定的心的。

她是走在路上想家的、一俟回了家又想上路的那種人，一句話，她是“生活在別處”的人。對于這樣的人來說，安定、幸福都是一些抽象的詞匯，是他們赴湯蹈火、飛蛾撲火、怎么求都求不來的詞匯，慢慢的，它就變成了哲學的詞匯。

兩蕭的分手，朋友圈里多有替他們惋惜的，然而對于蕭紅來說，我想這也是她性格的一個必然。第一，她跟蕭軍已經壞了，是再怎么強求也不行了。第二，她在生活上總有點稀里糊涂的，隨意性很大，或有偶爾列個計劃什么的，一二三四貼在墻上，執行不了幾天就忘了的;就像一盆水潑出去，任由它自己流，她不過是遇上誰就是誰，遇上蕭軍是蕭軍，遇上端木是端木了。———后來她又遇上了駱賓基，生命的最后一截，就是這個年輕人陪她度過的。

端木蕻良的祭奠

蕭紅死了以后，端木蕻良做到了二十年不娶，每年清明都去她的墳頭祭奠;后來有了妻子，便跟妻子一塊祭奠;香港去不得了，他來廣州祭奠。

世人對端木蕻良多有指責———自然了，兩次生死關頭他都丟下蕭紅，一個人獨自逃命去了。一次是武漢大轟炸，蕭紅一個人腆著大肚子，混跡于逃難的人群里，從武漢到漢口，到重慶，到江津……慘是很慘的。另一次是在香港，她快要死了，身邊是日本人的炸彈、飛機轟鳴、滿城人都在逃難……她親愛的丈夫又不知哪兒去了。

然而我想情形也許并不那么簡單(后來白朗等人也證實了這一點)，端木就性情而言，是更能懂得女性，與她們的內心發生共鳴的，他對于蕭紅的懂得和體諒，自始至終都沒有一點改變。他是蕭紅在世的時候，少數幾個看出她才華的人之一，———另一個據聽說是胡風。這一點對蕭紅來說太重要了，我猜她在寫作上可能沒那么自信，尤其跟蕭軍一起的時候。

他執意要給蕭紅一個名分，因而不顧全家人的反對，以未婚少爺的身份娶了一個經歷復雜的大肚子女人，并且堅持舉行儀式……究其然，是他知道蕭紅想要什么，喜歡什么，這是他對她的憐惜，不是高高在上的，不是施舍，而是他把她當做自己人，一個同樣有才華的自己人。后來蕭紅說他是“膽小鬼、勢利鬼”，那是蕭紅不識人。

蕭紅死了以后，他做到了二十年不娶，每年清明都去她的墳頭祭奠;后來有了妻子，便跟妻子一塊祭奠;香港去不得了，他來廣州祭奠，以期離她的墓地更近一點;后來廣州也來不得了，他便托朋友代為祭奠……端木這樣的人，其實是很稀罕的，即便那個時代都難有;更稀罕的是，對世人對他的非議和誤解，他能不著一詞，至死都不作解釋，我以為這點是很了不起的。

有一個說法不知是否可信，蕭紅寫《呼蘭河傳》是受了端木的啟發，從時間上看，確實是端木蕻良的《科爾沁旗草原》在先的，也許端木常跟蕭紅聊起，關于這篇小說的構思、風格，關于他的家鄉，他的童年，他對這一切的思念……無論如何，蕭紅又開始寫了，這已是1940年了。

蕭紅在香港住了將近兩年，身心得以稍稍喘息;這兩年里，她完成了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呼蘭河傳》。可以說，沒有《呼蘭河傳》，蕭紅將不成為蕭紅;有了《呼蘭河傳》，呼蘭這個不起眼的北方小鎮，就成了中國文學版圖上最閃亮的地方之一。

1941年10月，蕭紅入住瑪麗醫院，確診是肺結核，一個月以后，因經濟拮據返家養病。

1942年1月，香港淪陷。

1942年1月22日，蕭紅病逝于香港。臨死前，在紙上寫了一句話：“我將與藍天碧水永處，留得那半部紅樓與別人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