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究竟為何要屢搶劉伯溫兵書？明洪武八年(1375年)，告老還鄉的大明軍師、誠意伯劉伯溫病危，臨終前對守候在身邊的兒子劉璉、劉仲景說：“我死后擔心會給家里留下禍害，我寫的兵書《百戰奇謀》乃我一生心血，可惜沒有找到傳人……本想把這本書獻給皇上，但皇上多疑，就是獻上去了他也不會相信，倒不如燒了可保一家人平安……”第二天他就在昏迷中死去了。

果然，劉伯溫的死訊報到京城后，朱元璋派丞相胡惟庸去青田縣吊喪。胡惟庸到劉伯溫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尋找兵書《百戰奇謀》。劉璉告訴胡惟庸，父親已把兵書燒了，給皇上留下的是一本《郁離子》和一封信。胡惟庸了解劉璉兄弟，知道兩人都是至誠君子，不會也不敢欺騙朝廷。在安葬了劉伯溫后，胡惟庸就帶著沒有燒完的殘存書稿和軍師給皇上的書本信件，馬上返回了京城。回京后，胡惟庸把書本信件交給了朱元璋，朱元璋一見是《郁離子》就仍在一邊。回到寢宮，朱元璋坐臥不安。他很了解劉伯溫，視兵書比生命還要寶貴，他怎么會舍得燒掉？他那才智平平的兩個兒子雖然不是理想的傳人，可劉家有子就有孫，孫又生子，子又生孫，說不定劉家哪一代出個奇人，這部為大明打下江山、立過汗馬功勞的奇書，不也會教劉家人從朱家人手里奪走江山嗎？怎么辦？一個尋找兵書的計謀很快在朱元璋的腦中釀成。

劉伯溫“三七”那天，胡惟庸再次來到劉家，說是奉皇上之命要取走軍師生前留下的所有書信和書籍，因為那些書信和書籍中有機密。胡丞相像抄家似的把劉伯溫所有的書信、書籍都拿走了，可仍然沒有發現兵書《百戰奇謀》。劉伯溫“五七”那天，胡惟庸三到青田縣向劉璉兄弟傳達皇上的命令：因為軍事師有功于朝廷，所以皇上決定在劉家老屋的原址上建造“誠意伯府”。這樣，就得推到劉家老屋，要劉璉兄弟搬到劉伯溫墓旁的臨時小屋里守孝，劉璉兄弟趕忙磕頭謝恩。劉家老屋拆得很仔細，板縫、梁孔、墻洞都認真地搜查過。縱然這樣，也沒發現哪里藏有兵書……

洪武三十一年，71歲的朱元璋在一場大病中死去。臨終前，他拉著皇太孫朱允炆的手說：“記住，一定要把軍師的兵書找到，不能讓它落到外姓人手里。”

到底劉伯溫留沒留下兵書？從明惠帝朱允炆到明成祖朱棣，一直到崇禎皇帝朱由檢，都沒有發現《百戰奇謀》。

誰知，崇禎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的農民起義軍打進北京，從皇宮搜出的書籍中，發現了一本劉伯溫手寫的《郁離子》。李自成讀過這本書的刻本，見了手寫本頓時愛不釋手，就拿起來翻了翻。也許是年代久遠了，或者是經過幾代皇帝讀過，翻頁時，有的書頁折疊處自然斷裂，發現里邊也寫了字，不覺好奇地看了幾行，看后大吃一驚！跟著又撕開幾頁細讀。啊！是劉伯溫寫的兵書《百戰奇謀》！李自成瀏覽了兵書的“料敵”、“布陣”、“用計”幾章，高興得滾下淚來，從此把它帶在身邊，形影不離。

歷史上真實的劉伯溫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

歷史上真實的劉伯溫：智謀文化的早熟和發達，是中國一個特有的現象。在這種文化的催生下，中國人特別崇拜智慧人物。而在智慧人物的系列中，有兩大偶像，一個是三國時期的諸葛亮，另一個就是元明之際的劉伯溫。歷代人們給這兩位附會了很多神異的傳說，傳說中，他們不僅神機妙算，而且還能呼風喚雨。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批評神化諸葛亮的《三國演義》時說，孔明先生被描寫得不大像一個正常人了，“多智而近妖”，而劉伯溫也被后世的許多傳說扭曲得厲害，即使不“近妖”，也是“多智而近怪”。

劉基，字伯溫。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生，他的家鄉青田縣南田山武陽村（今屬浙江文成），按元朝當時的行政區劃，屬于江浙行省的處州路。

江浙地區向為人文淵藪，劉伯溫的家鄉武陽村雖然是個偏僻的小山村，距青田縣城有150多里之遙，但讀書的風氣不衰。劉基的曾祖還曾在宋朝為官，傳到劉基父親這一代，雖非顯第，但無疑是一個中國傳統農村典型的小門小戶的讀書家庭。在這種背景下，劉伯溫從小受到了良好的儒家傳統教育。《明史》上說，劉伯溫“幼穎異”，特別聰明，他的老師即對其父親說，劉伯溫不是池中物，長大后必然光宗耀祖。

《明史》還記載，“基博通經史，于書無不窺，尤精象緯之學”。所謂象緯之學，就是通過觀察天象和占卜來預測人事的一套神秘的學問。在科學不發達的古代，這種學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如果輔之于縝密的思維和明晰的判斷，其所謂預測往往也有應驗的時候，這就更給這門學問披上了奇異的面紗。

《明史》的這兩點記載非常重要，因為它基本勾畫出了劉伯溫的兩條人生軌跡：一個是深受傳統儒家教育，作為“儒者”的劉伯溫；一個是搖鵝毛扇，作為“謀臣”的劉伯溫。兩者不可偏廢，毋寧說前者還更為重要，但可惜經過野史和民間的渲染，也許還包括劉伯溫后人有意無意的“改造”，作為“謀臣”的劉伯溫“壓倒”了作為“儒者”的劉伯溫。于是乎，本來是一個不無悲劇色彩的傳統知識分子，在各種離奇怪誕的傳說中，成為一個滑稽多智的怪物，差不多等于是江湖術士之流了。

作為儒者的劉伯溫，照例要重走前輩讀書人循環往復的那條道路。至順四年（1333年），23歲的劉伯溫參加元王朝的科舉考試，考中進士。值得一提的是，按照元朝的制度，年滿25歲的成年男子才能應考，據當代學者楊訥考證，劉伯溫虛報年齡為26歲，終于蒙混過關。不過，只要是憑真才實學，在舊時，這倒是讀書人的一段佳話。

元順帝至元二年（1336年），已中進士的劉伯溫正式踏入仕途，到江西瑞州路的高安縣任縣丞。所謂縣丞，就是縣令的屬官，官階還不夠“七品芝麻官”，屬于正八品，略相當于今日之副縣長。

官階低倒沒有什么，按照元朝制度，名列第三甲的進士就只能授予正八品，一個有才華的年輕人，終究是抑制不住的，問題的關鍵在于，劉伯溫運氣差了一點，他此刻所置身的，完完全全是一個衰世。

作為一個少數民族政權，元王朝最大的問題就是迷信武力，不尚文治，故以馬上得天下，仍然“以馬上治之”，加上元朝對漢民族的猜忌，因此始終沒有建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到了元朝末代皇帝元順帝的時候，元王朝的統治機器更加遲鈍和衰朽。

大凡衰世，都具備兩個重要表征：其一就是吏治大壞，單靠一兩個志士仁人已無法改良，上層階級貪圖享樂，文恬武嬉，空前的社會危機迫在眉睫，他們卻有意無意視而不見，仿佛“清歌于漏舟之中，痛飲于焚屋之內”；其二，在草野中已經萌動著很多不安定的因素。元順帝當政時期，自然災害不斷，而吏治不良。

飽讀詩書，從書齋昂昂然走出的劉伯溫，儒家知識分子那種“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抱負幾乎與生俱來，但他在江西做了五年的小官，最后只能抑郁求退。按照史書的記載，他在江西，“政嚴而有惠愛，小民自以為得慈父”，想來頗有政績，但“豪右數欲陷之”，意思是地方上的豪強貴族處處和他作對，最后只好離去，于1340年回到家鄉。江西短暫的五年仕宦經歷，并未使劉伯溫對元政權完全失望，這之后，他又謀到了一個江浙儒學副提舉的官職，這是負責地方教育事務的一個崗位，僅比縣丞的正八品高一等，屬于從七品。志大才高的劉基對此當然也無法滿意，好歹干到至正十二年（1352年），他辭職了。辭職的理由是身體不好，后人于此有所爭論，不過不論劉伯溫當時是否真在患病，他對元政權的灰心，卻是越來越明顯地表露了出來。這從他辭職后所著的那本名著《郁離子》中即可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