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隊開始行進于閩贛邊界的大庾嶺山區，道路越發崎嶇，坎坷不平。為了不驚動敵人，部隊仍然保持夜間行軍，而且，多挑一些人們不經常走的小路。這樣一來，這些本來就不習慣走夜路的女人們，走起路來難免搖搖晃晃、磕磕絆絆。

女人們的雙腳在經過幾百上千公里的長途跋涉以后，有的腫有的爛，正經受著一種身心俱疲的煎熬。在長征途中，紅軍的藥品并不充裕，即使是傷病員都不舍得用藥。好在隊伍行進得并不快，她們有很多的時間，犒勞那雙在裹腳布里就受盡了折磨，這次長途跋涉更是吃盡了苦頭的腳。

有時夜行軍，借著月光的清輝，可以看見一雙小腳支撐著一個又矮又胖的身子，就像陀螺一樣被秋風吹趕著，搖搖晃晃地走在這條蜿蜒的長龍般的隊列中。羅炳輝的夫人楊厚珍，就是用她的“三寸金蓮”般的小腳，以寸為單位跋涉在紅軍轉移的路上。

楊厚珍生長在典型的南方城市貧民家庭。母親愛女兒，在她四五歲的時候，就用一條長長的裹腳布，把女兒那還未長成的小腳丫腳趾朝向腳心緊緊地包裹起來。初裹時，楊厚珍曾悄悄地解開裹布，但短暫的自由帶來的卻是母親不絕于耳的數落和訓斥，并在大人的嚴厲監視下完成整個的裹足過程，直到雙腳不再發育定型為止。于是她的腳就成了“三寸金蓮”式的小腳，她也就成了典型的小家碧玉。

這個大眼睛的小腳姑娘如果不是因為家庭變故，她也許還會延續她的那種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家庭婦女生活。但當她去贛州為死去的父親收尸骨時，被時任當地軍閥將領的羅炳輝一見鐘情，并幫她處理了家父的喪事，不久，兩人結為夫妻。

從小受封建家庭教育的楊厚珍，在嫁給羅炳輝以后，一直秉承夫道。參加革命之初，她并不是因為對共產主義的理解，而是對丈夫的支持，夫唱婦隨而已。當她了解了羅炳輝親共的一些活動情況后，對丈夫說：“我看近來各方面送來的‘赤化’分子，你都釋放了，有的還給他們飯吃，離家較遠的，還給他們路費，穿得破爛的，還給他們衣褲……你說，‘天下窮人是一家，要替窮人找出路’，我聽了很欽佩，我能給你做點什么？”這個小腳女人的一席話深深地感動了這位戎馬一生的云南漢子。一開始，楊厚珍悄悄地在羅炳輝與中共方面的聯絡員談話時為他們放哨，后來，發展到冒著生命危險擔當丈夫與共產黨之間的通信員，在羅炳輝舉行吉安起義后加入中國共產黨，她跟隨丈夫的起義部隊上了井岡山。

楊厚珍到了蘇區，投入到如火如荼的解放區生活中，她才真正放開小腳，走上了中國共產黨所指引的革命道路。

這次全軍大轉移，像楊厚珍這樣的小腳女人是不適合行軍的，但也許是考慮到她作為紅軍第九軍團長羅炳輝的夫人，才被批準隨隊。跟隨丈夫，跟隨大部隊共同前進是幸運的，但征途中的艱難險阻需要自己來克服，這樣一雙小腳也要走完二萬五千里布滿荊棘的長路……

楊厚珍的小腳即便是放開，也不可能恢復如初。她的腳已被擠壓得腳趾變形，成了地道的“三寸金蓮”。生著這樣一雙小腳，連生產勞動都不能參加，只能圍著鍋臺轉，最多下地送飯送水，就更別提行軍打仗了。

剛出發時，走不了幾里路，楊厚珍就走不動了，只好騎在羅炳輝的馬上。由于她的身材又矮又胖，羅炳輝的馬可是又高又大，每次上馬都成問題，總是要別人托著。為了減少麻煩，楊厚珍只要是騎上了馬背，她就盡可能地不下馬，除非晚上到了宿營地。用她的小腳走在路上，她怕走不動掉隊，可一整天都騎在馬背上的滋味也不好受，有幾次，剛一下馬，由于雙腿麻木，“撲通”一下，重重的身子就摔倒在地上。她覺得很難過，更恨自己的腳不爭氣，坐在地上捶著一雙小腳自怨自艾。但她從沒說過留下來、不走了之類的話，她是一個具有中國傳統思想的女人，嫁了羅炳輝，她就要陪他走到底，哪怕是刀山火海;追隨了共產黨，她也同樣緊緊跟隨革命的隊伍，不怕遇到千難萬險。當然，在長征結束之后，她與羅炳輝的分離只能說是歲月弄人，是那個時代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