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莊太后下嫁多爾袞之說傳了百余年，否定者有之，肯定者有之，或認為雖無下嫁之名，至少有同居之實，觀點仍難以統一。推原其故，在于現有證據之不足，以及各人解讀之不同。

多爾袞是清太祖努爾哈赤的第十四子，生于明萬歷四十年十月二十五日(1612年11月17日)，為太宗皇太極異母弟。據說多爾袞相貌最像其父，深得父親喜愛，努爾哈赤曾有意將其作為自己的汗位繼承人。但是，當1626年努爾哈赤去世時，多爾袞的母親大妃烏喇納拉氏被逼殉死，不滿十五歲的多爾袞當然無力爭奪汗位。在皇太極時期，年輕的多爾袞作戰勇敢機智，很快以其卓越的戰功、出眾的才干和對兄長皇太極的忠心，超越幾位兄長，被封為睿親王，領正白旗，參決軍國大事，并娶了莊妃的妹妹為妻。

當皇太極去世以后，再次出現皇位之爭時，很快就形成了多爾袞與皇太極長子肅親王豪格兩派的嚴重對立。雙方都握有重兵，多爾袞有兩白旗的支持，豪格則有兩黃旗的擁護，一時間劍拔弩張，各不相讓。但是雙方又各有顧忌，一旦刀兵相見，血濺朝堂，誰也沒有必勝的把握。最后，在五大臣會議上，多爾袞審時度勢，拒絕了擁戴者對自己的推薦，提出由皇太極第九子年幼的福臨繼位，由他和鄭親王濟爾哈朗共同輔政。此議得到各方認可，既然立的是先帝之子，兩黃旗大臣也無話可說，于是諸王大臣盟誓效忠，從而避免了在明亡前夕的關鍵時刻清王朝內部的分裂和相互殘殺。多爾袞雖然沒有當上皇帝，但卻在粉碎政敵豪格皇帝夢的同時，大大強化了自己的權利和地位，成為清王朝的實際統治者。

幾個月后，多爾袞敏銳地抓住時機，接受明朝山海關總兵吳三桂的請求，親率大軍入關，擊敗剛剛推翻明王朝的李自成農民起義軍，一舉占領北京。順治元年(1644)九月，奉迎兩宮皇太后和幼帝福臨入京，定鼎中原，實現了努爾哈赤和皇太極夢寐以求的夙愿。在分兵南下繼續征戰的同時，他又取法于前明，制定各種內外制度。多爾袞總攬朝綱，盡心王事，在明清王朝更替的歷史中起了重要作用，其權勢越來越大，地位也越來越高，稱號由“叔父攝政王”進為“皇叔父攝政王”，直至“皇父攝政王”，等于就是太上皇了。不過，多爾袞還是清醒的，他時時告誡諸王大臣不可諂媚自己而不尊朝廷，不盡忠皇上。

然而，功高天下的多爾袞并不長壽。順治七年(1650)十一月，多爾袞出獵塞外，于十二月初九日(1650年12月31日)病死于喀喇城(今河北灤平)，年僅三十九歲。靈柩回京時，順治皇帝親率諸王大臣出城跪迎。順治發布哀詔，追懷其功德：“昔太宗文皇帝升遐之時，諸王群臣擁戴皇父攝政王。我皇父攝政王堅持推讓，扶立朕躬。又平定中原，混一天下，至德豐功，千古無兩。不幸于順治七年十二月初九日戌時以疾上賓，朕心摧痛，率土銜哀，中外喪儀，合依帝禮。”接著，又追尊多爾袞為“懋德修道廣業定功安民立政誠敬義皇帝”，廟號成宗。追封其元妃為“義皇后”，夫婦一同升祔太廟祭享，即視同一位真正的皇帝，極具哀榮。

但是，當年帝位之爭造成的矛盾在壓抑多年后終于爆發了。多爾袞當政時，威信自專，對待政敵豪格不公，于順治五年(1648)將其迫害致死，對當初反對過自己的兩黃旗大臣打擊壓制，致使一些人對多爾袞極為憤恨，卻只能忍氣吞聲。現在多爾袞一死，他們翻身的機會就來了。順治八年(1651)二月，有人揭發多爾袞生前曾制有八補黃袍等物，于是諸王大臣群起攻擊，稱多爾袞專擅，有謀逆之心。剛剛親政的順治馬上下詔，將多爾袞削爵，撤出宗廟，開除宗室，追奪所有封典，籍沒家產人口入官，其養子多爾博歸宗(多爾袞無子，撫其弟多鐸子多爾博為嗣)，更有甚者，還將多爾袞陵墓平毀，鞭尸示眾，并砍掉腦袋。短短兩個多月內，多爾袞的名譽有了天壤之別。

直到乾隆四十三年(1778)，在沉冤一百多年以后，多爾袞才得到徹底平反昭雪。乾隆皇帝專門發布詔諭，肯定多爾袞首先統兵入關，“撫定疆陲，一切創制規模皆所經畫。尋即迎世祖車駕入都，定國開基，成一統之業，厥功最著”，并稱每覽《實錄》中所載其言行，“未嘗不為之墜淚，則王之立心行事，實能篤忠藎、感厚恩，深明君臣大義，尤為史冊所罕覯”，斷然否定了多爾袞有謀逆之心，“實為宵小奸謀，構成冤獄”。因此，下令將多爾袞復還睿親王封號，并追謚為“忠”，補入玉牒，仍令多爾博一支承嗣。多爾袞作為非常時期的一位非常人物，其生前身后的非常際遇終告了結。

這一故事中的兩位主人公境遇既然如此，太后下嫁之說顯然難以成立了。如果孝莊確實曾下嫁多爾袞為妻，無論是與多爾袞兩情相悅而自愿下嫁，抑或是出于籠絡多爾袞以保護順治而勉強委身，都難以出現多爾袞尸骨未寒即遭陷害清算的結局，因為批倒批臭多爾袞，對于孝莊和順治母子的名譽尊嚴都大有損害，相反，繼續維護多爾袞的名譽，才是孝莊和順治有利的選擇。

幾十年來，不少歷史學者對這一問題進行了嚴肅的研究和考證。著名清史學家孟森先生首先駁難，在其《太后下嫁考實》一文中對下嫁之據辯駁甚力，指出不僅下嫁為虛，甚至兩人連同居關系都不存在。繼其后者，仍不斷有人撰文，否定者有之，肯定者有之，或認為雖無下嫁之名，至少有同居之實，觀點仍難以統一。推原其故，在于現有證據之不足，以及各人解讀之不同。

野史中所載的大婚恩詔，顯為文學筆法，系好事者杜撰，自不足信。也有人聲稱，清末宣統之際在內閣大庫檢得過太后下嫁詔書，但卻無人佐證其事，現存清代檔案早已經過整理，迄未發現這一詔書，所言亦難以為據。

張煌言確實寫了那首《建夷宮詞》，但不能奉為信史。張煌言本為抗清名將，后來兵敗被俘，誓不降清，慘遭殺害，他的許多詩文都是表明反清復明志向的。或許，順治七年正月，多爾袞娶了其侄婦肅親王豪格之妻也姓博爾濟吉特氏，與兩宮皇太后同姓，而且是孝莊的妹妹，以訛傳訛，張煌言聽說后，就信手寫入詩中，甚至有意加以歪曲，借以譏諷貶斥清宮沒有倫理道德，也未可知。

傳聞的依據之一是多爾袞“皇父攝政王”之稱號——多爾袞既非皇帝，又不是皇帝之父，既稱“皇父”，則必然是娶了皇帝的母親。其實，多爾袞的稱號，是一步步抬高的。順治元年(1644)十月，即順治帝被迎入北京再次舉行登基大典后，多爾袞因功被封為“叔父攝政王”，共同輔政的鄭親王濟爾哈朗被封為“輔政叔王”，自然低了一格。

順治二年(1645)五月，有個御史趙開心疏稱多爾袞以皇叔之親而兼攝政王之尊，儀制宜定，“稱號必須正名”，他說原來的“叔父攝政王”不妥，“夫叔父，為皇上叔父，惟皇上得而稱之。若臣庶皆呼，則尊卑無異矣，”建議正名為“皇叔父攝政王”，經禮部等議定批準。到了順治五年(1647)十一月，以南郊禮成，頒布恩詔大赦天下，第一條即稱“叔父攝政王治安天下，有大勛勞，宜增加殊禮，以崇功德”。經部院大臣集體討論，多爾袞的稱號定為“皇父攝政王”。

自此，直到多爾袞病逝，清政府的公文中都是這樣稱呼的，現存清代檔案可為確證，而且據朝鮮李朝《實錄》記載，順治六年(1648)二月接到的清朝咨文中已稱“皇父攝政王”。從時間上看，這一稱號的確定，比傳聞太后下嫁的時間早了一年多，因為多爾袞的妻子是順治六年十二月去世的，傳說下嫁是在順治七年初。顯然，“皇父攝政王”之稱號實為崇顯表彰其功德，沿用古代國君尊稱臣下“尚父”(周武王稱姜子牙)、“仲父”(齊桓公稱管仲)、“相父”(蜀漢后主劉禪稱諸葛亮)之遺意而已，絕非多爾袞真的做了順治小皇帝的繼父。

持下嫁說者，多舉清人蔣良騏《東華錄》所載當初給多爾袞定罪時有“又親到皇宮內院”一語，認為實屬曖昧，有穢亂宮廷之嫌。然而這句話的上下原文為“自稱皇父攝政王，又親到皇宮內院，以太宗文皇帝之位原系奪立以挾制皇上”，文意非常清楚，說多爾袞曾親到皇宮內院向人發牢騷，稱太宗皇太極得位不正，自然順治繼位亦不正，以此要挾順治小皇帝，這是多爾袞的一條重要罪狀。無論這一指控是否屬實(指責多爾袞“自稱皇父攝政王”一條，已非事實)，“親到皇宮內院”一語只是指出多爾袞說太宗得位不正的地點和對象，將其單獨抽出作為多爾袞曾穢亂宮廷甚至作為太后下嫁的證據，顯然是斷章取義，沒有任何說服力。

太后下嫁之說流傳很廣，但在清代檔案和典籍中卻沒有任何記載。有人認為，那是因為后來清朝統治者覺得這件事不光彩，于是銷毀了有關檔案，刪改了史籍中的記錄。這種推斷也頗為牽強，因為我們在當時朝鮮李朝的《實錄》中同樣也找不到“太后下嫁”的任何記載。如果太后下嫁是公開的，并曾頒布恩赦詔明告天下，那當然會頒詔給朝鮮，朝鮮《實錄》中肯定會收錄，或有所記載與議論。

即使這件事是秘密的，每年幾批來華進貢、謝恩及陳奏的朝鮮使臣也會得之街談巷議，因為在明清鼎革的非常時期，這些朝鮮使節都負有多方收集各種情報的任務，回國后要向國王報告，其《實錄》中載清朝之事甚詳，就是這樣得來的。在清初很長一段時期，朝鮮看不起清朝，認為他們是未開化的夷人，而且對清朝懷有敵意，在其《實錄》中常見對清朝的不滿和蔑稱，在公開場合奉清朝正朔，但其官員告身等內部文件卻只署年月而不書年號。如果太后下嫁實有其事，朝鮮當然不會為清朝隱諱，必然載之史冊，事后也不必有刪削之舉。

總之，太后下嫁這樁疑案流傳雖廣，卻無任何的證據。但是作為人們的茶余談資，或是文學作品的絕佳素材，它還會一直流傳下去。

俗話說“寡婦門前是非多”，即使貴為國母皇太后，也不免為流言非議。孝莊九泉有知，她會做何感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