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古代的文獻及傳說中，“女扮男裝”的傳奇故事膾炙人口：花木蘭代父從軍，謝小娥傭保復仇，黃崇嘏賦詩辭婚，以及韓氏女、李杰妹馳騁疆場，孟麗君、馮素貞奪魁科場等佳話廣為流傳。而我們再考稽歷代文獻，可以發現也存在許多“男扮女裝”的現象。然而兩相比較后我們卻發現，在“女扮男裝”的故事中，主人公大多為動機純正、行為端謹、可歌可泣的巾幗女杰;而歸納“男扮女裝”的事例，除戲曲表演中的“男旦”之外，當事者卻多屬于動機不軌、舉止怪誕、心理扭曲的可鄙可憫之人。我們不妨從歷代文獻中鉤稽若干實例，考察這一現象的不同類型及其背后所折射出的社會歷史和文化因素。

在我國古代以男性為主導的社會里，女扮男裝的行為是對男尊女卑的世俗觀念的一種挑戰，是不得已而為之的。在一般人看來，生身為男乃是一種幸運與驕傲，《列子·天瑞》中所稱榮啟期的“人生三樂”，生身為男就是其中的第二樂。那么在以男為貴的古代社會里，一名男子偏偏要放棄尊貴的性別身份，裝扮成女性，妖冶婦飾，這其中如果不是有什么難言之隱或患有異服癖的話，就一定懷有某種不可告人的目的了。

考察古代男扮女裝的現象，大致可以分為如下幾類情況。

第一類屬于宮廷內的齷齪勾當。古代一些作風腐化、心理怪異的君主往往寵愛男色，有“龍陽”之癖。文獻記載中有名的男嬖如齊桓公時的易牙，晉獻公時的優施，戰國魏侯的龍陽君，漢高祖時的籍孺，惠帝時的閎孺，文帝時的鄧通，武帝時的韓嫣等。但這些男寵們只是容貌姣好，善作媚態，基本還是男子裝束;而到了漢哀帝時的董賢，便不顧羞恥地女裝取媚了?！稘h書·佞幸傳》記載：董賢字圣卿，為人美麗自喜，哀帝悅其儀貌，寵愛日甚，出則參乘，入御左右，“賢亦性柔和便辟，媚以自固”。有一次哀帝與董賢同床晝寢，董賢的身軀壓住了哀帝的衣袖，哀帝起床時生怕驚醒了熟睡的董賢，便用刀割斷了自己的袍袖。自此“斷袖”便成了古代同性戀的代名詞。又據王嘉《拾遺記》卷六說：“哀帝尚淫奢，多進諂佞。幸愛之臣，競以裝飾妖麗，巧言取容。董賢以霧綃單衣，飄若蟬翼。帝入宴息之房，命筵卿(按齊治平校注本日：毛校作“圣卿”，近是)易輕衣小袖，不用奢帶修裙，故使宛轉便易也。宮人皆效其斷袖。”錢鐘書先生在《管錐編》第二冊(《太平廣記》第160則)中對董賢身著“輕衣小袖”的說明是：“則亦謂婦服爾?！钡拇_，“霧綃單衣，飄若蟬翼”，非女裝而何？

在古代的宮廷之中，不僅帝王妃嬪眾多，兼寵男嬖，生活糜爛不堪，就連后妃公主也深受淫靡之風的影響，各類丑聞史不絕書。劉宋時山陰公主置“面首”三十人以及武則天時后宮淫亂的史實是眾所周知的。另據《西京雜記》卷二記載：漢成帝時皇后趙飛燕因無子，便借祈禱之名，在宮中別開一室，閑人不得進入，偷偷用一種帶帷幕的軿車載輕薄少年，著女子服，進入后宮密室與趙飛燕通淫。每天女裝入富的青年男子有十幾人，輪番替代，無時休息，然最終趙皇后還是沒能生出皇子來。又據《晉書·后妃傳》所載，晉惠帝的皇后賈南風身矮而丑黑，性情酷虐嫉妒，生活荒淫放恣。她常使老宮女外出物色少年男子，用帷車密載入宮與之通淫。這些男子事后大都被處死，只有一個賈后特別喜愛的洛陽小吏得以全活。只是這些男子入宮時常以簏箱盛載，是否著女裝以掩人耳目，《晉書》并未明言。例以趙飛燕和金代定哥之事，料想亦當如此吧。

金代的海陵王是歷史上有名的荒淫之君，他常強占臣下妻女為妃嬪，其貴妃定哥就是他強行霸占的節度使烏帶之妻。后來海陵王嬖寵漸多，定哥復遭冷遇，于是不甘寂寞的定哥便暗地里引舊情人閆乞兒入宮。她先以大竹箱裝褻衣騙過守宮閽者，然后偷載乞兒進宮，讓他穿上婦人衣服，冒充宮女，每天朝入暮出，一連十余日。最后因人告發而事敗，定哥與乞兒皆被誅殺。這是《金史·后妃傳》所記載的后宮丑聞之一。

第二類則屬于民間的詐騙行徑，即青年男子自幼女裝，以教習女工針黹為幌子，出入民家閨閣，趁機騙奸良家婦女。此類案例明代史料中記載較多，可能與當時的社會風習有關。如謝肇淛《五雜俎》卷八記載：“國朝成化間，太原府石州人桑(羽中)自少纏足，習女工，作寡婦裝，游行平陽、真定、順德、濟南等四十五州縣。凡人家有好女子，即以教女工為名，密處誘戲，與之奸淫。有不從者，即以迷藥噴其身，念咒語使不得動，如是數夕，輒移他處，故久而不敗，聞男子聲輒奔避。如是十余年，奸室女以數百?！焙髞砩?羽中)的行徑敗露，被擒送官，他供出了同黨十幾人，而且都是同一師傅教出來的。最后，這個分散流動作案的犯罪團伙被全部正法了，但該案所反映的行騙手段令人驚異，前所未聞，后世亦不多見。它一方面反映了明代的社會治安存在嚴重隱患，另一方面也折射出明代民間的享樂奢靡風氣。后來馮夢龍在其話本小說《劉小官雌雄兄弟》中，還將此案例改寫為入話部分，可見這在明代是一件十分轟動且影響深遠的社會新聞。

在明人陸容的《菽園雜記》卷七中，除了有與桑(羽中)案件同類的事例之外，還記載了當時的多種騙婚現象：有以丑女調換美貌者，有以出嫁為名裹挾男家財物逃走者，“又有幼男詐為女子，敷粉纏足，其態逼真。過門時，承其不意，即逸去”者。其中“裹挾男家財物”是至今仍然存在的詐騙現象，明代名日“挈殃兒”，今天稱為“放鴿子”，只是新娘都是女騙子(也有被人販子所迫者)。至于男扮女裝的騙婚案件，在今日則基本不復存在了。

第三類可視為古代男嬖的流風。在我國歷史的某些時期，社會上曾出現過女裝打扮的某一類男子群體，這其實是此類人畸形生存狀態或病態審美心理的反映，如《荀子·非相篇》中指出的“今世俗之亂民，鄉曲之儇子，莫不美麗姚冶，奇衣婦飾，血氣態度，擬于女子”。雖然這種妖冶的裝束也一度引得女性的追捧，但最終是遭到了社會大眾的鄙棄，并受到了刑法的制裁。此外，古代國君寵幸男嬖，多蓄倡優的風氣到后世也逐漸波及民間。據宋代周密的《癸辛雜識后集》“禁男娼”條所載：“聞東都(筆者按：此指北宋)盛時，無賴男子亦用此以圖衣食。政和中，始立法告捕，男子為娼者杖一百，賞(疑應作“罰”)錢五十貫。吳俗此風尤盛，新門外乃其巢穴。皆傅脂粉，盛裝飾，善針指，呼謂亦如婦人，以之求食……凡官府有不男之訟，則呼使驗之。敗壞風俗，莫甚于此?！彪m然這種傷風敗俗的現象自古便遭到社會輿論的指斥或是官方的取締，但卻禁而不止，一直蔓延到明清時期。當時的文獻及小說中還時常出現青衣、孌童一類人，他們雖然未必女裝，但這既是古來男嬖惡俗的流毒，也是封建末世窳敗世風的折射。

與上述情形類似的還有魏晉時代的男子女裝。當時的貴族男子往往追求一種女性化的美，他們日常不僅面敷粉黛，腰佩香囊，行步顧影自憐，而且有人還愛著女裝。這在今天被稱為“異服癖”，是一種性心理障礙，但在魏晉時期則被某些人視為時尚。如《世說新語》中形容男性美常用“玉人”、“玉山”、“玉樹臨風”等詞匯。還有大名士何晏，他“美姿儀，面至白”，平日里“動靜粉白不去手”(《三國志》裴注引《魏略》)，而且還“好服婦人之服”(《宋書·五行志一》)。這種病態畸形的柔弱之美，自然也反映出一種缺乏陽剛之氣的時代風尚。

第四類屬于我國戲曲表演中的“男旦”藝術。中國戲曲史上早期的演員大多為男性，如先秦時代的優孟、優旃，兩漢百戲中的倡優，直到唐代宮廷的黃幡綽、張野狐等。不過發展到唐代，宮廷和民間都盛行歌舞戲和參軍戲，這時的演員既有男亦有女，既可女飾男，也可男扮女。但由于心理因素，人們對其中男優扮女的表演還是頗存非議的，例如韓愈在《辭唱歌》中，先是對身材曼妙的女伶的歌唱倍加贊揚，然后對男優的歌唱予以嘲諷：“豈有長直夫，喉中聲雌雌。君心豈無恥？君豈是女兒？”這里所苛責的顯然是男優扮女的表演。元明時代，戲曲舞臺上涌現出一批批優秀的坤旦，然男旦藝術也獲得了長足的發展，至清代，男伶逐漸占據旦行的主流。清人李斗在《揚州畫舫錄》中就記載了眾多的男旦演員，其表演藝術已達到了較高水準。同書卷九還說：“揚州花鼓，扮昭君、漁婆之類，皆男子為之。”其后再發展到近代的戲曲舞臺，無論是昆曲劇社還是花部戲班中，都不乏男旦的表演。尤其是經過幾代京劇藝人的努力，男優表演已逐漸升華為一種高雅的“男旦”藝術，而且名伶輩出，為國粹添光彩、傳佳話了。需要說明的是，歷代男伶的女裝表演屬于一種舞臺藝術，與其他類型的男扮女裝本質上決然不同。而且男旦的女裝僅限于舞臺或藝術照，日常生活中他們仍是男性裝束。

第五種情形則是作為軍事行動的掩護，男扮女裝用于麻痹敵軍，屬于一種謀略。例如《舊唐書·李密傳》記載，當李密反叛唐高祖時，王伯當效忠于李密，“乃簡驍勇數十人，著婦人衣，戴黑蘺(一種四圈有幔的帽子，也稱“帷帽”，可以擋風遮面，北朝及唐代婦女出門時常戴之)，藏刀裙下，詐為妻妾，自率之入桃林縣舍。須臾，變服突出，因據縣城”。再如《舊唐書·丘和傳》記載，在隋末的戰亂中，漢王楊諒舉兵謀叛，當時丘和奉命守蒲州(今山西永濟)。楊諒知道丘和善弓馬，得人心，要奪蒲州只能智取，于是讓手下的兵士都穿上婦女服裝，頭戴冪罱，出其不意地掩殺到城中，攻占了蒲州。由于女性歷來與打仗廝殺關系疏遠，不易引起敵方的注意，往往能發揮出奇制勝的偷襲效果，所以被王伯當、楊諒等人一再加以利用。

此外，在古代還有一些男扮女裝的實例，或是為躲避災禍，或是因遭受羞辱，總之多屬于被動的行為，不得已而為之。如《舊唐書·高宗中宗諸子傳》記載，高宗的長子李忠，最初被立為皇太子，后因武則天得寵，李忠被廢為梁王，改立武后之子李弘為太子，“忠年漸長大，常恐不自安，或私衣婦人之服，以備刺客”。盡管他謹小慎微，憂慮重重，后來還是難逃遭流放、被賜死的厄運。

自古男女各有常服，不容相互淆亂。假若一位堂堂的須眉男兒衣婦人之服，作女兒之態，是要招致眾人的鄙棄，甚或被視為“人妖”，看做不祥之兆的。如《宋書·五行志一》在提到何晏好服婦人之服時，就引傅玄的話說：“此服妖也。”并將女著男裝和男衣婦服同加貶斥：“末嬉(夏桀之后，好衣男裝)冠男子之冠，桀亡天下;何晏服婦人之服，亦亡其家。其咎均也?！闭腔谶@種觀念，古人往往借用女人服飾對懦弱的男性加以嘲諷羞辱。如據《晉書·宣帝紀》載，當司馬懿與諸葛亮在五丈原兩軍對壘時，諸葛亮欲求速戰速決，但司馬懿卻奉命以逸待勞，靜觀其變。諸葛亮多次挑戰，司馬懿就是不出戰，于是諸葛亮命人給司馬懿送去婦人衣飾，意在羞辱他膽小懦弱。要不是魏帝有令不準出戰，諸葛亮的激將法就能得逞。在《北齊書·元韶傳》中，還記載了齊文宣帝高洋殘害元魏宗室的暴行。元韶是魏室宗裔，為人性溫順而自謙退，高洋就讓人給他剃去胡須，敷以粉黛，穿上女子的衣服跟在自己身后，并對人說：“這是我的嬪妃?！卑言禺敵蓩D女加以羞辱嘲諷。一個亡國的宗臣在新朝暴君身邊討生活，其人格尊嚴任人踐踏，實在是可悲可憫。

一般來說，古人多是給對方送婦人服飾，或是讓對方穿戴女裝以示羞辱。但也有惡作劇者，自己身著女裝，扭捏作態地戲弄他人。如《唐摭言》卷三就記載了這樣一出鬧劇：晚唐乾符四年(877年)，舉子溫定屢試不第，憂憤世風浮薄，便在中第者舉行慶祝活動之際，頭戴金翠之飾，身著婦人之服，以巾蒙頭，乘坐小轎，帶領一群與自己打扮一樣的侍婢，來到長安城東南的曲江池畔。當新科進士們乘舟游樂之時，忽見岸邊柳蔭下徘徊著眾多佳麗，于是移舟近岸，注目調笑。正當興致方濃之際，溫定命人掀開轎簾，自己提起羅裙，露出長滿毛的小腿。眾人看后紛紛以袖掩面，頓覺大煞風景，急忙調轉船頭而去。這真如一場令人捧腹的喜劇小品，透過它，折射出的正是晚唐科場的世態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