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異地任官，國家提供住房，居住官舍也是種政治待遇。辦公住家一體化，官多房少退休離任必須搬出官舍。“官舍”就是官吏的住所，因為常與官衙連在一起，如今日之“機關大院”，所以有時也兼容辦公場所的含義。因其不僅所有權一般都姓“官”，即屬于國家資產，而且往往還特定屬于某官署即某一個機關。官員不得添置任何家具，供給知縣的家具雜用有63種，200余件，縣丞、主簿等有60種，典史僅19種。也就是說給你多少家具，你就使用多少，私自動用公款添買，就是違反制度。另外，官員調任或退休時，所有家具雜用都要按清單歸還。

異地任官國家提供住房

此事可追溯到在大小貴族各以封地為行使政令場所的先秦時代。自秦漢起，各級官員均由國家任命，無論是各地賢能被選拔或舉薦到中央當官，或原在京畿居住者被外放到各地當官，大多存在有異地仕宦解決住所的需要。因此，由國家向赴任官員提供住房，大約也就在秦漢之際逐漸趨向制度化。

《漢書》卷三十九記載，曹參封爵列侯，食邑平陽，但本人先后在齊國和中央任相，其長安的“相舍后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云云。此“相舍”與“吏舍”，就是相國住宅和吏員宿舍的同義語，當由國家提供。漢高祖劉邦向全國發布《同安輯令》說：“凡為列侯食邑者，都給印綬佩帶，賜給宏敞的住宅;俸祿達到二千石級別的將吏，就可遷居長安，賜給次一等的住宅。(已譯成白話文——編者注)”這當然是開國時期優待功臣的一種措施。

再看《漢書》卷九十三記載，侍中董賢為邀漢哀帝寵信，假日亦不肯回家與老婆團聚，于是哀帝特許董賢的妻子搬進他在宮中的住所，“若吏妻子居官寺舍”。根據這一條史料，可知最遲到西漢后期，官吏家屬可以隨居機關住房(官舍)，這或許已經是普遍現象了。《太平御覽》卷四九一引《漢書》稱，光祿大夫魏霸喪妻，其長兄還特意“為(魏)霸娶妻，送至官舍”。

居住官舍也是一種政治待遇

居住官舍不僅是項福利，也是種政治待遇。《事實類苑》卷十一記，北宋名相寇準受政敵迫害，被貶為衡州司馬。衡州府向來不給這種徒有虛名、實受監管者分配住房，但是“百姓聞之，競荷瓦木，不督而會，公宇立成”。看其在民眾中威望如此高，政敵又趕快把他遷到雷州，并終于達到令他郁憤而卒的目的。

蘇東坡的弟弟蘇轍也曾被政敵章淳貶到雷州，“不許居官舍，遂僦民屋”。章淳得知，嚴令州府究治膽敢借房給管制分子居住的民眾。后來章淳也被貶到雷州，碰巧亦向這個人求租房子，對方心有余悸地答復他：“前蘇公來，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此為政治斗爭之激烈在住房問題上的反映。

官舍如此“尊嚴”，在一定程度上與它的位置有關系。自秦漢以來，凡州郡府縣各級地方政府之主要首長和官員的生活區域，照例都是圈定在各自的衙署即“機關大院”以內的，俗稱“內衙”或“私宅”等，并用屋宇式的宅門同以大堂為中心的辦公區域劃出界線。

《溫公詩話》記北宋鮑當任河南府法曹時，河南知府“薛(映)嘗暑月訪其廨舍，(鮑)當方露頂，狼狽入，易服把板而出”。是說像鮑當這樣處長一級(曹官)的官員，也有坐落在衙署內的住宅。因為是私人生活空間，又值盛夏季節，所以沒戴官帽，恐怕還是赤膊狀態，所以當上司突然來訪時顯得很狼狽。

官多房少顯尷尬

地方官連同隨任家屬免費享用機關住房的傳統維持到清朝覆滅。我們可以從辛亥革命時期有關各地光復的報道中看出，清廷的各級地方官多在義軍攻打衙署時束手就擒或攜眷出逃。相反，京官住房的解決方式，卻經歷了較多的變化。前文說過，兩漢時官員多居“機關大院”，東漢王充《論衡·詰術篇》稱：“府廷之內，吏舍比屬”(漢時“吏”之概念包含“官”義)，足見規模之大。

但隨著國家中央集權管理職能的日趨完善甚至繁復化，中央直屬機構及供職人數也在不斷增加。據《文獻通考》卷四十七提供的統計，漢晉時全國官員總數僅7000人左右，隋朝重新統一后達12576人，唐朝更增至18805人，其中供職京師者就有2620人。假如仍沿襲兩漢時大包干的辦法，則不僅“京師百司”之機關用房要發生危機，亦將無法正常發揮衙署的辦公職能，因為辦公區內除了這2620人外，還得加上數倍于此的吏胥、雜役和衛士，以及侍候這一大家子的小丫環、老媽子等。

退休離任必須搬出官舍

“屋宇并官所造”，其性質自然是“官舍”了。若從所有制關系上考察，分布在長安居民區里的京官住宅中，還有不少與之同類的情況，就是皇帝為表示對大臣關懷，特賜一部分高級官員攜眷入住，一般情況下又隨居者的調任、貶謫或告老還鄉而收回。《大唐新語》卷三記，玄宗即位不久，老宰相李日知自請退休，一旦獲準，“及還飾袋，將出居別業”，就是馬上退還官舍，搬進其他房子。

《唐語林》卷七記，永寧坊有一幢被風水先生稱為“金盞地”的住宅，先后有王鍔、韓令弘、史憲誠、李載義等許多大臣住過，可知這都是與職務相關的待遇。當然以“賜第”形式化官為私的也有，不過因改朝換代或獲罪受處等原因，亦難保永業。如安祿山得志時，玄宗曾“敕于親仁坊南街造宅堂”，送給他進京朝見時居住。等他垮臺了，房子也就沒收了。

小官員居住官舍的情況也有。盧照鄰《病梨樹賦并序》稱：“癸酉之歲(唐高宗咸亨四年，公元673年)，余臥病于長安光德坊之官舍”;又謂聽坊內的老居民說，以前鄱陽公主在此住過，名醫孫思邈也在此住過。看來另有入住理由，或者只要交房租便可入住也有可能。《長安志》卷八稱，北街崇仁坊與尚書省選院(即吏部司)靠近，凡參加考選的官員而在“京城無第宅者，多停憩此(坊)”，想來應有官舍供付費居住，于是“晝夜喧呼，燈火不絕”，恰是機關集體宿舍的景象。

家具雜用不許擅自添置

住房以外，官吏住所內的一應家具雜物亦由機關按入住者的身份提供。以明代淳安縣署為個案，據《海瑞集·興革條例》載，知縣的家具雜用有63種，200余件，縣丞、主簿等有60種，典史僅19種。

洪武時，黃州府有個同知安貞，因“擅造公宇器用”，被部下吏員向按察司檢舉，按察司又向中央匯報。朱元璋得知后，為安貞開脫，說是：“房宇器用都是公家的，安貞若另遷他官，一樣也帶不走。”據此可知，給你多少家具，你就使用多少，私自動用公款添買，就是違反制度。另外，官員調任或退休時，所有家具雜用，都要按清單歸還。

《萍洲可談》述，王安石從出判江寧府任上自請退休，夫人吳氏把官舍里一張躺習慣的藤床帶回了家。未幾，“郡吏來索，左右莫敢言”，只好悄悄地向老爺匯報。王安石知道吳夫人“好潔成癖”，自己則以邋遢與她“每不相合”，于是“跣足登床，偃臥良久。吳(夫人)望見，即命送還”。由此可知，官員搬出公房時不得帶走任何公家用品，也是歷代的規矩，即使貴為宰相，亦不得違反。

因為缺少專項的建筑和維修基金，又無完備的物業管理(在京都由各部司務廳兼管，在州縣由工房兼管)，所以在多數時態下，機關住房的條件包括有關生活設備，都很差，通常總要隔許多年才能大修一回。

大文豪蘇軾和弟弟蘇轍一家從蝸居到房奴的買房經歷，最能反映當時官員們住房的窘狀。

蘇東坡一輩子買了幾套房子，但是沒有一套是在首都開封買的。后來他兒子在開封結婚，沒有新房，老蘇很著急，借了一個朋友的房子，才算把喜事辦了。

而他弟弟蘇轍，在眉山老家舊宅里住了18年，嘉元年進京。等到他和蘇軾考中進士，爸爸蘇洵也做了十來年的官，在京城卻沒能置上房子，任由兄弟倆借住公署。后來蘇轍、蘇軾的妻子和孩子也來到京城，加上丫環保姆，一家老小幾十口，公署里住不下，蘇洵才去租了一處宅院。

嘉元五年，蘇洵帶蘇轍移居河南杞縣，也是租的房子;第二年，蘇洵帶蘇轍回京閑居，還是租的房子;直到蘇洵病故，除了眉山老宅，沒有給兒孫留下一處房產、一塊土地。

父親過世后，蘇轍守孝3年。再到京城做官，已經31歲，該自立門戶了。然而他的運氣似乎不大好，熙寧元年單位分房，他在家守孝，沒趕上;熙寧三年皇帝賜宅，他去了河南淮陽抓教育，還是沒趕上。眼瞅著朋友李遵度在洛陽買地建別墅，王鞏在揚州擴建住宅，蘇轍心里難過，在詩中感慨道：“恨無二頃田，伴公老蓬萊。”

蘇轍下放南京時，王安石也在南京并早已置地買房。蘇轍見了，免不了再次感慨一番———此時蘇轍已經56歲。元符三年，蘇轍回河南許昌定居后，狠狠心拿出攢了大半生的工資，賣掉一批藏書，花了幾年時間，陸續買下“卞氏宅”“東鄰園”“南園竹”，又改建、擴建，置了一處大院落，安頓下全家老小。不過心愿滿足了，他一生的積蓄也耗盡了。于是又自責“我老不自量”，到了這把年紀還來做房奴。

古代高官住房困難，是一個普遍現象。這些掌握國家政治、經濟、軍事大權的成功人士，因為居官清廉、工作調動頻繁、任職地不固定，或是政治上被排擠等諸多原因，都曾被住房問題困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