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宋孝武帝劉駿的母親路太后惠男出身微賤，其兄路慶之曾做過“第一望族”(東晉開國皇帝司馬睿語)瑯邪王氏門下的“騶人”，即馬車夫。本來，路惠男年長色衰，早就失去宋文帝劉義隆的寵幸，跟隨兒子劉駿出蕃在外。沒想到宋文帝被太子劉劭謀逆殺害，劉駿舉兵進討，最終登上皇位，結果路氏一門都跟著咸魚翻生飛黃騰達起來。

路太后的一個侄孫叫路瓊之，官拜黃門郎，家累千金。這黃門郎雖然級別不算高，卻侍從皇帝傳達詔令，還掌管著機密文件，實際地位并不低，所以路瓊之頗有些得意忘形，很可能走在街上都不自覺地把肚子挺得高高的。不過，他可能不懂，他頭上的官帽只代表了朝廷權力系統對他的肯定，并不表明路家從此獲得了社會各階層的全面接納。在南朝劉宋年代，雖然門閥政治受到很大沖擊，國家的統治權力掌控在軍權在握的寒族手中，但士族的經濟地位和文化地位卻沒有被徹底顛覆。從社會習俗上講，士庶之間仍然如隔鴻溝，高門大戶不與寒門庶族交往依然十分平常。所以，路家人頗有點類似于改革開放初經商致富的人，雖然肥得流油，卻被民眾習慣性地視為奸商而遭到鄙視。路瓊之不明白這個道理，加上骨子里有些小人得志的德行，所以不但把家從“貧民窟”里搬出來，在瑯邪王氏所在的“高檔小區”購了房，而且專挑曾做過尚書右仆射(相當于現在的國務院副總理)的王僧達做了鄰居，滿以為這樣一來就可以和曾經需要仰視才見的社會高尚人士平起平坐了。

這一天，路瓊之特意換上一身“名牌”，駕著“寶馬”，也沒預先遞個帖子就吆五喝六地去王家登門拜訪。王僧達正準備打獵去，裝都換好了。路瓊之視若不見，大搖大擺走進客廳落坐，侃侃而談。王僧達一言不答，半晌，輕蔑地說：“身昔門下騶人路慶之者，是君何親？”路瓊之聞聽此言，頓時羞慚得無地自容，頹然告辭。王僧達又叫過人來，將路瓊之剛剛坐過的“床”(古代供人坐臥之具)一把火燒掉。路瓊之灰頭灰臉地回去告訴路太后。

路太后聞聽大怒，哭著對劉駿說：“我尚在而人陵之，我死后乞食矣。”意思是我還活著，人家就欺負到頭上來了，我死了路家人還不得去當叫花子去？言下之意，皇兒你得給老娘做主，修理修理這個目中無人的家伙！沒想到劉駿卻說：“瓊之年少，無事詣王僧達門，見辱乃其宜耳。僧達貴公子，豈可以此加罪乎？”(事見《南史.卷二十一》)當然，劉駿說路瓊之自取其辱是活該，并不代表他對士族高門的傲慢與偏見無動于衷，只是世風如此，他不好就此大做文章而已。實際上，作為一國之君，他深深感受到士族高門在經濟、朝政、文化等方面對皇權和皇威的全面掣肘。

因此，他想方設法削弱士族的勢力和影響力。比如對王僧達，他就一再降其官職，直到最后以謀反為名將其賜死。而對于更多出身門閥大族的朝臣，他采取的則是另一種怪異的方式。史稱“上好狎侮群臣，自太宰義恭以下，不免穢辱。”譬如，他動不動就給那些出身門閥的大臣起諢名，常呼金紫光祿大夫王玄謨為“老傖”(即“老無賴”)，仆射劉秀之為老慳(即“吝嗇鬼”)，顏師伯為齴(即“大暴牙”)。

再譬如，他常常故意讓大臣當眾丟丑。黃門侍郎宗靈秀是個大胖子，行動不便，劉駿偏偏“每至集會，多所賜與”，逼得他一再匍匐拜謝，引人發笑。后來，劉駿還染上了賭博之癮，地方大員每每來朝，他都要和他們一決高下，直到大員們輸得精光才所作罷。

孔子曾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君臣和衷共濟、齊心協力，才能有國泰民安，繁榮昌盛。反過來，當最高統治者面對客觀存在的深刻的社會矛盾非但不能苦心孤詣、想方設法加以調和，反而逞強好勝、為所欲為以致激化矛盾的時候，那么這個政權的正義性、穩定性就必然會產生搖動。從這個意義上講，劉駿在位十年，不僅沒能調和社會矛盾，接續宋文帝的“元嘉之治”，反而將自己擺在與士族門閥、朝中大臣的對立面，使得社會矛盾更加深化，等于將劉宋王朝向著覆滅的深淵實實在在地猛推了一把。因此，在他死后，劉宋王朝雖然繼續存活了十五年，不過已是茍延殘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