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信墓舊建有廟，據《靈石縣志》（清·嘉慶本）記載：“漢高祖征陳豨于代返嶺上，會呂后殺侯長樂宮之鐘室，函首送帝所，遂葬焉。”元代《重修漢淮陰侯廟記》碑文稱，韓信“廟始金明昌”。也就是說，韓信廟最早建于金朝明昌年間，即公元1190——1195年間。以后歷代，韓信廟屢加修葺，亦稱韓侯祠，成為秦晉古道上一處名勝之地，往來公卿多所拜謁，且多數留詩留文。故歷史上詠韓信墓祠詩文之多，令人目不暇接。其比較一致的看法是惜其才，憐其死。如明代詩人于謙所作七律《過韓侯祠》云：“躡足危機肇子房，將軍不解避鋒芒，功成自合歸真主，守土何須乞假王。漢帝規模應豁達，蒯生籌策豈忠良？荒墳埋骨腰山路，駐馬令人一嘆傷！”

在眾多詠韓信墓祠的詩文中，唯有清人關中王志湉的一幅對聯比較特別，這幅對聯當時就鑲嵌在韓信廟大門兩側，曰：“力拔山氣蓋世見公束手，歌大風思猛土為子傷懷。”上聯說力拔山氣蓋世的項羽在韓信面前都束手無策，下聯說漢高祖作大風歌思猛土是在為韓信傷懷。

王志恬的這個觀點道出了韓信被誅這樁歷史迷案中一個重要事實：韓信被誅后，漢高祖劉邦心中是很惋惜的。

其實，這個觀點是司馬遷在《史記》中就早已說過的，“高祖已從豨軍來，至，見信死，且喜且憐之”。司馬遷以春秋之筆寫史實，字字珠璣，句句千鈞，一個“憐”字，道出了劉邦對韓信的一片珍愛惋惜之情。

那么，漢高祖劉邦在惋惜什么呢？韓信不是造反了嗎？死有余辜才對呵！我們仔細研究一下歷史，就會發現，造成韓信悲劇結局的既非其功高震主，亦非其謀反與否，根本原因在于韓信自身的時代局限性和政治局限性。

韓信所處的年代是公元前196年之前。當時，中國社會正處于從婦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的大動蕩時期。在這之前，東周存在的515年中，東周朝廷基本上就是一個徒有其表的空架子，諸侯國各自為政，互相攻伐，歷史上的春秋戰國主要就是指這一時期。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后，吸取東周的前車之鑒，創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制的封建王朝秦朝。但新興的秦王朝猶如曇花一現，僅僅延續了15個年頭就滅亡了。在漫漫歷史長河中，15年不過眨眼瞬間耳。當時，盡管奴隸制的社會格局已經遠不能適應生產力發展的需要，但在意識形態領域內，奴隸制社會的價值取向和政治觀念還有很大市場，尤其在一些沒落貴族心中更是根深蒂固。韓信就是其中一個主要代表人物。

生活在這個時代的韓信，是一位軍事巨人，但同時又是一個政治侏儒。正如前任靈石縣長耿彥波在《靈石八景序要》中所言，“治軍天才，治政無方”。韓信是一個王孫，心中時刻想著要光宗耀祖，有著遠大抱負。“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眾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

一個有遠大抱負的人必然是一個有政治理想的人。韓信的政治理想，在他被劉邦筑壇拜將后和劉邦的一段對話中，表述得比較清楚。所謂：“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在這里，韓信強調了“以天下城邑封功臣”的觀點，也表明了對自身的價值取向。

正是因了這個價值取向，才有了后來逼封齊王的舉動；也是因了這個取向，才會在后來武陟和蒯通勸其“參分天下王之”、“參分天下，鼎足而居”時，“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為功多，漢終不奪我齊”，并表示“雖死不易”。

可見，韓信的理想就是作一方諸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其愿足矣！但他的這個理想是和社會現實格格不入的，也是和代表當時新的生產力發展水平的、新興地主階級的代表劉氏集團的利益相沖突的，因此是注定要以悲劇收場的。劉邦建立的是一個中央集奴制的封建王朝，他要做皇帝，他決不允許任一個脫離節制的諸侯王存在。君不見，與韓信并稱為“漢初三杰”的張良、蕭何并未因功高而獲罪，而和韓信同時的彭越、英布、陳豨等七個異姓王卻無一幸免，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說，韓信的悲劇，是一個時代的悲劇。正如唐代詩人杜牧在《阿房宮賦》中所言：“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殺韓信者韓信也，是韓信自身的時代和政治局限性造就了韓信的悲劇。作為一個逝去了的時代的代表人物，盡管天賦異稟，但他所代表的那個時代已成昨日黃花，他也是注定了要被淘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