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英國思想史學家阿克頓勛爵道出了一句具有鐵律性質(zhì)的警世格言：“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其實，阿克頓的說法只能算是一種溫和的描述。因為絕對權力所導致的豈止是腐敗？

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曾經(jīng)在自然層面上這樣評價女人：“本性上比較軟弱，比較冷淡，女人比男人富有同情心……”而古羅馬歷史學家塔西倫則在政治層面上顛覆了亞里士多德的說法：“女人的缺點還不僅僅在于柔弱和缺乏毅力，如果放松她們的話，她們也會變得殘忍、詭計多端和野心勃勃……而且從她們那里發(fā)出更加任性和專制的命令……”

如果說這還只是文本意義上的敘述，那么有一個人卻通過自己曾祖母的實際“案例”深刻認識到：女人一旦面對權力所表現(xiàn)出來的令人恐懼的面目，并不遜色于男人。這個人就是漢武帝。

當劉邦還屬草寇之徒時，一個小他20多歲叫呂雉的純樸姑娘嫁給了他。后來劉邦擊敗項羽當上帝王，呂雉也就一躍成為皇后。公元前195年，漢高祖劉邦駕崩，17歲的長子劉盈即位，從此大權便落到了呂后手中。此時，那位原本純樸的姑娘早已蛻變成了一個心狠手辣的毒婦。首先，為了剪除異己，手握“絕對權力”的呂后毒殺了趙王如意，并進而把劉邦生前的寵妃戚夫人以極其殘忍的手段予以戕害。

當歷史演進到漢武帝這一代，劉徹黃袍加身皇權在握之際，并沒有忘記曾祖母呂后的惡行。于是作出了一個重要決定，即“子為儲君，母當賜死”，就是說一旦確定了皇太子，其生母就必須去死。漢武帝以此來謹防類似“呂后”這樣垂簾涉政所導致的悲劇再度發(fā)生。

我姑且稱此為“漢武帝定律”。

后來北魏也遵守著這一“定律”。所以每到宮中欲立太子，必是哭聲一片，因為這就意味著其生母的生命行將結束。這種極具中國特色的“留犢去母”現(xiàn)象到了宣武帝立兒子元詡為太子時終于發(fā)生了變化。宣武帝不忍看到母后死于非命，動了惻隱之心，這個幸運的女人也就止步于地獄的門檻。然而，歷史并沒有因此翻開美麗的一頁。免于一死的女人即日后的胡太后，不僅篡權涉政，而且荒淫無度、極盡房幃之私，最后在權力的誘惑與爭奪中竟然殺死了自己的親生獨子！

不過，更加彰顯“漢武帝定律”之真理性的還有唐代另一個女人，那就是武則天。與前述呂后和胡太后不同的是，武則天從后宮妃子、到貴妃再到皇太后，其過程本身的吊詭、充滿陰謀和殺戮已提前驗證了“漢武帝定律”的防范之必要。

武則天把皇太后和高宗的寵妃蕭良娣以類似呂后的兇殘手段—剁掉手腳投入釀酒的甕中，說是“令其骨醉”，最終受盡折磨致死。林語堂在評價武則天時曾這樣悲鳴道：“謀殺既然成為習慣，兇手對謀殺就失去了恐怖……在武則天心里，屠殺就是偉大，就是權威。”

嗚呼！難道上蒼給予女人稟性中的溫厚天良在權欲面前竟然如此不堪一擊？而歷史并沒有由此終結，又一個女人出現(xiàn)了，與前幾位相比，她不僅再次驗證了“漢武帝定律”，同時也結束了中國2000多年的封建王朝，那就是慈禧太后。

晚清是中國歷史上最屈辱的一段時期，從甲午戰(zhàn)爭到八國聯(lián)軍，從《馬關條約》到《辛丑條約》，這個曾經(jīng)的泱泱大國被一次次地侵占和羞辱。于是光緒皇帝在維新派的影響下銳意變法以圖強國。事實上，慈禧太后一開始并不反對變法，只是當發(fā)現(xiàn)如此下去定會動搖自己的權力基礎時，迅速翻手出刀，砍下維新派六君子的頭顱，扼殺新政，并把光緒皇帝囚禁于瀛臺，以確保自己的地位。

當八國聯(lián)軍打入北京之際，倉皇出逃的慈禧太后居然在自身難保時還下令把光緒皇帝一生至愛—珍妃扔下井淹死了。而在早些時候有個叫崔得貴的太監(jiān)因為在與慈禧下棋時得意忘形地說了一句“奴才殺老祖宗的這匹馬”而惹得太后發(fā)怒，那個倒霉蛋即刻死于猛杖之下。

這讓我再一次想起了蘇格拉底那句名言：“強權的基礎就是暴力……”

西方著名學者G·沃拉斯在《政治中的人性》一書中這樣寫道：“絕對不可能從人性原則推斷政治學。”如果延伸其意則表明，若以自然層面上女性的“善心”多于男性來推斷她們在政治層面也會比男性更善，至少從中國歷史中我們沒有看到這一點。在我看來，漢武帝劉徹2000多年前已經(jīng)看透了封建社會“政治中的人性”。

“漢武帝定律”至少給我們現(xiàn)代人以這樣的警示：當權力失去制約而成為絕對權力時，罪惡就必然產(chǎn)生，不管統(tǒng)治者是男性還是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