檀淵之盟是歷史上簽訂的一個非常有名的合約。它除了本身對于中國未來發展的進程起了推動作用之外，結合檀淵之盟的背景以及影響來看，檀淵之盟的雙方也是一個非常值得說的話題。檀淵之盟的雙方是當時占據了中原南北兩方的兩個朝代。檀淵之盟的這兩個朝代(在當時應該是被稱為國家的)，一個叫做遼，一個叫做宋(在歷史上是叫做北宋的)。檀淵之盟簽訂的那個時候的遼已經不是之前的那個被嫌棄的少數民族朝代了。經過勵精圖治的統治者的各種改革，還是士兵們的強身健體，使得檀淵之盟雙方的簽訂者中的遼擁有了非常豐厚的實力。

檀淵之盟的雙方中另一個簽訂者卻不像遼那樣發展美好。北宋因為發家的問題，所以對于各個大臣是格外的忌憚。尤其是地方的官員，怕武官再當一次皇帝。因此，這個朝代的士兵打仗就成了問題。檀淵之盟的雙方的背景資料如上，在這樣的實力對比之下，仗著前輩們的積累，雖然北宋很僥幸的勝利了。但是這個朝廷的議和思維已經成了習慣，所以大家各退一步(檀淵之盟的雙方里面北宋退了一大步，遼只退了一小步)，大家握手言和。檀淵之盟的雙方在簽訂合約之后發展也是各不相同。北宋雖然經濟繁盛，但是武力依舊不行，最后被滅國。而遼發揚光大，卻被蒙古給截了胡。總之檀淵之盟的雙方，殊途同歸。

北宋真宗景德元年，即公元1004年，宋遼兩國在檀淵城展開激戰，而后，在雙方共同的議和意愿下簽訂了“檀淵之盟”，結束了長達百年的宋遼軍事沖突，為兩國帶來了之后一百二十年的和平，這便是澶淵之盟的影響。雖然要以歲貢為代價，然而能夠換得邊境的長治久安，對宋真宗來說，當然還是一筆劃算的買賣。由于澶淵之盟的影響，宋遼兩國暫時不再兵戎相見，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兩國領導人都松了一口氣。自澶淵之盟簽訂后，宋、遼兩國間百余年間沒有再發生過大規模的戰事，邊境恢復和平之后，兩國的經貿往來與文化交流也變得日益頻繁。據說在這一時期，兩國通使殷勤，宋遼之間外交活動多達三百八十余次。不僅如此，遼國發生饑荒時，宋朝曾主動提供賑災幫助，而宋真宗崩逝后，遼國朝野亦舉國致哀，以示恭敬。很難想象，曾經將彼此視為心腹大患的兩國，竟因一紙條約而締結為“友好鄰邦”，若說澶淵之盟的影響果真有積極之處，大概也在于此。

然而北宋朝野亦有不少有識之士看到了澶淵之盟的消極影響，比如王安石等維新變法派認為簽訂澶淵之盟后，宋朝君臣忘戰茍安，重文輕武，完全忘記了自宋太祖時代起收復燕云十六州的雄心壯志，導致大宋國力日弱，民風日益萎靡。對此，后世史學家亦頗有同感，畢竟澶淵之盟是宋真宗為了達到避戰求和的目的，在有利的軍事形勢下向強敵妥協的結果。

檀淵之盟是一個歷史性的盟約。無所謂簽約的好處與壞處，因為關于檀淵之盟的影響自古以來都是眾說紛紜。但是對于檀淵之盟的原因來講，許多人都說是澶淵之盟因北宋軍事積弱。毫無疑問，澶淵之盟因北宋軍事積弱簽訂的一個重要原因。因為合約簽訂時候的那個朝代，在歷史的歷朝歷代里面有著極大的特殊性。為了防止在地方的手下擁兵自重，朝廷方面會用盡各種的手段打壓。就這樣，造成了一系列的問題，其中就有北宋的軍事積弱。同理，因為北宋軍事積弱，導致軍隊屢屢戰敗，因此造成了檀淵之盟。

但是話說回來，檀淵之盟雖然以北宋受損朝歲而告終，但是對于整個朝廷而言卻是利益多一些的。兩個地方互通有無，給王朝的經濟發展帶來了莫大的好處。更重要的一點是，對于當時重文輕武的朝廷來說，犧牲了一點點錢財卻可以換來安定，何樂不為？必須要注意的一點問題是，雖然大家不知道如果繼續打下去會是誰輸誰贏，但就檀淵之盟簽訂時候的歷史背景來看，贏的是大宋國軍。換言之，這是在宋朝的軍隊出師大捷之后的敵人的妥協。但因為大宋朝不在乎的思想，所以雖然戰勝了，卻讓對方占了一些的便宜去。這一點，也解釋了說檀淵之盟是因為北宋軍事積弱的原因。畢竟，如果軍隊戰斗力特別強悍的話，大家也不會這樣的妥協。

歷史上對宋遼澶淵之盟的評價褒貶不一，看到其積極影響的，認為一紙澶淵之盟結束了宋遼間長期的戰亂，避免了兩國軍民因戰爭而承受的過重的賦稅壓力，同時促進了宋遼之間的經貿往來和文化交流，有利于華夏民族的融合與經濟、文化的發展。而另一部分有識之士則對澶淵之盟的簽訂持有截然不同的看法，認為其完全是一紙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宋真宗通過向遼國上繳歲貢的權宜之計，換得了北宋邊境的一時茍安，卻因此而忘記了居安思危，對宋朝后來的國運走向，實際上是貽害無窮。

數百年后，有關宋遼澶淵之盟的評價，依然爭論不休，尤其是民國時代的著名學者，對這段歷史的研究更是有著極大的興趣。早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江南知名藏書家蔣光煦的曾孫蔣復璁先生就曾對宋遼澶淵之盟表達了自己的看法，蔣先生對澶淵之盟的評價頗高，稱其“影響了中國思想界及中國整個歷史”，可謂歷史上影響極為深遠的一紙和談條約，其積極意義不言而喻。而著名歷史學家黃仁宇先生則表示，澶淵之盟不過是一種地緣政治的產物。作為美籍華人的黃老先生毫不掩飾地表達了他身為華夏子孫的歷史觀，直指澶淵之盟簽訂的實質原因在于北宋統治者避戰求和的軟弱的外交模式，其弊端遠大于積極意義，放在充滿叢林法則的當代國際關系中，當引以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