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春迎春禮儀的結構在我國基本上是一致的，早在乾隆年間，<潞安府志>的編者就指出了立春迎春禮儀的普遍性：“立春：迎春、鞭春及春盤、春餅，海內俱同。”在這里強調了這種共同性，但是具體的執行并不完全相同，尤其是北京的立春迎春禮儀與外地的立春迎春禮儀有著較大的區別。

清代朝廷不舉行立春迎春禮儀，皇帝也不參加立春迎春禮儀。所謂“遵制鞭春”只是“各省會州府縣衛”等地方政府的責任，對朝廷并不適用。相反，皇帝和皇后還要接受下屬的節日進獻和祝賀。關于地方上迎春禮的意義，禮制并沒有作出明確的規定。立春迎春禮儀的勸農意義是顯而易見的，但這是它的表層意義，是地方政府宣揚的意義，也是居民理解的意義。因為這個意義與農民的利益和國家的利益息息相關，所以它易于為人們所接受。但是春宴，演春，規模宏大的游行隊伍，送春等等，卻另有意義。它們蘊含著立春迎春禮儀的深層意義：

1)這個禮儀為地方政府提供了一個與政府官員改善關系的機會。所有的文武官員都要參加，他們共同祭祀芒神，鞭打春牛，接受祝賀。他們在春場的群眾集會上是作為一個整體出現的，作為一個與普通民眾相對照并且高于民眾群體的一個整體存在，這無形增強了他們的內聚力。

2)這個禮儀可以增進政府和民眾的關系。在春場迎春和游行中，紳士、行會、農民和群眾都參加，有的是位于臺上，有的位于臺下，有的圍觀，即使婦女兒童也通過撒痘和搶春參與迎春活動，可以說是官民同慶同樂。

3)這個禮儀為地方政府提供了一個與鄉紳改善關系的機會。這首先在送春上體現出來。小芒神和小春牛是具有象征意義的節日禮物，只有鄉紳才能獲得送春的殊榮，這是官紳之間聯絡感情，加強社會聯系的一種手段。

4)這個禮儀提供了娛樂的機會。這個功能沒有得到強調，甚至相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壓制，但是這卻是立春迎春禮儀的主要功能之一，如果沒有群眾集會，沒有游行和撒痘，沒有街頭戲劇和舞蹈，沒有搶春和送春，那么民眾不會對迎春表現出這樣大的興趣。

立春迎春禮儀是一個以官方禮儀為主導，以民間習俗為基礎的節日慶祝活動，官方禮儀和民間習俗融為一體，具有復合的結構和多重的功能，但是它是以官方禮儀為核心的，官方禮儀影響和帶動了民間的各項有關活動，而形成了某些習俗。立春迎春禮儀是探討官方禮儀與民間習俗相互關系的一個好例。但是我們還應該注意到，在立春文化發展史上，除了官方禮俗這條線索之外，還有一條民間風俗的線索，這是與官方禮俗并行的一條線索，兩條線索盡管有相當密切的關系，并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影響，但是從各自的結構和功能上看民間習俗是相對獨立的，有著悠久的歷史和廣泛的影響，對此當然也應該進行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