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容自日本游學(xué)返國后，來上海參加愛國學(xué)社，與章太炎同寓。曾參加張園的拒俄會議。他奮筆疾書，寫成《革命軍》，說：“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爭存爭亡過渡時代之要義也;革命者，順乎天而應(yīng)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敗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蠻而進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隸而為主人者也”。章太炎看后說：“吾持排滿主義數(shù)歲，世少和者，以文不諧俗故[2]，欲諧俗者，正當(dāng)如君書，因為之序而刻行之。”

發(fā)表文章

《革命軍》以悲憤的心情，通俗的語言，抨擊清政府的賣國罪行，認(rèn)為只有革命，才能“去腐敗而存良善”，“由野蠻而進文明”，“除奴隸而為主人”，號召以革命推翻滿清政府。

《革命軍》的出版，《蘇報》的介紹，章太炎《序》的刊布，皆在當(dāng)時起了很大影響。

文章摘要

然而，此時以康有為為代表的改良派的影響仍然存在。在革命形勢高漲的情況下，康有為的弟子梁啟超、歐榘甲也有些“搖于形勢”。康有為遂于1902年寫了《與同學(xué)諸子梁啟超等論印度亡國由于各省自立書》和《答南北美洲諸華僑論中國只可行立憲不可行革命書》兩文。前文對梁啟超等的“搖于形勢”、“妄倡十八省分立之說”予以駁斥，主張“今令以舉國之力，日以擊榮祿請歸政為事，則既倒政府之后，皇上復(fù)辟，即定憲法變新政而自強，是則與日本同軌而可望治效耳”。如果“移而攻滿洲，是師法印人之悖蒙古而自立耳，則其收效亦與印度同矣”。

后文以為：“談革命者，開口必攻滿洲，此為大怪不可解之事”，“吾四萬萬人之必有政權(quán)自由，必可不待革命而得之，可斷言也”。“且舍身救民之圣主，去千數(shù)百年之敝政者，亦滿人也”。“吾今論政體，亦曰‘滿漢不分，君臣同治’八字而已，故滿漢于今日無可別言者也，實為一家者也”，“欲革命則革命耳，何必攻滿自生內(nèi)亂乎！”

章太炎《駁康有為論革命書》

信件概況

這兩封公開信，反對“革命者開口攻滿洲”，主張“皇上復(fù)辟，即定憲法，變新政而自強”，完全是高倡復(fù)辟，壓制革命的文字，章太炎看到后，寫了《駁康有為論革命書》。

信件意義

《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從清朝的封建統(tǒng)治和種族迫害說到革命的必要，對改良派的理論嚴(yán)加批駁。改良派以“立憲法，定君民之權(quán)”為“治法之極則”，章太炎申斥康有為所謂“滿漢不分，君民合治”，實際是“屈心忍志以處奴隸之地”。改良派企圖以流血犧牲來恐嚇人們，章太炎指出，歐、美的立憲，也不是“徒以口舌成之”，革命流血是不可避免和完全必要的;改良派美化光緒，章太炎指出，光緒只是“未辨菽麥”的“小丑”，他當(dāng)初的贊成變法，只不過是“交通外人得其歡心”、“保吾權(quán)位”，如果一旦復(fù)辟，必然將中國引向滅亡。改良派宣傳天命論，章太炎指出：“《中庸》以‘天命’始，以‘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終”，“撥亂反正，不在‘天命’之有無，而在人力之難易”。改良派以革命會引起社會紊亂為借口，章太炎贊美革命：“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舊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黃之猛劑，而實補瀉兼?zhèn)渲妓幰印薄Ｓ辛Φ卮驌袅烁牧寂桑岣吡烁锩枷搿?/p>

信件影響

章太炎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是在1901年所寫《正仇滿論》的基礎(chǔ)上繼續(xù)發(fā)揮，并就康有為的《政見書》進行系統(tǒng)批判，大聲疾呼，震動朝野。清政府和帝國主義以高壓手段鎮(zhèn)壓。不久，章、鄒被捕，《蘇報》被封，“蘇報案”發(fā)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