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舊唐書·輿服志》記載，唐代玄宗時期宮中諸婦人，“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內外，斯一貫矣”。而且在出土的唐代墓葬壁畫也發現了些許的身穿男裝的宮女圖畫，由此可見，在數百年前的大唐盛世里，有無數的妙齡女郎和宮廷貴婦脫去了霓裳羽衣般的華服，著起了簡潔的男裝。中國素來男女服裝分制嚴格，唐代這一風尚可謂開風氣之先的創舉。

在《新唐書·五行志》中記載著這樣一個故事：有一次唐高宗和皇后舉行家宴，他們最寵愛的小女兒太平公主一襲男裝到來，載歌載舞英武非凡，可謂霸氣十足很有氣場，高宗笑著問她：女孩子又不能當武官，你問什么要做此裝扮？從唐高宗的平和慈愛的語氣中可以看出，他并不反感女兒的男裝扮相，或可以解釋為高宗摯愛幼女，可是作為大唐的皇帝，如果女兒公然做出綱常倫理所不容的事情的話，也不會一笑了了吧。可見，唐代的中前期女子日常著男裝是被社會風尚所允許的。

縱觀中華數千年的歷史，對女子的所謂三從四德和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硬性要求并不是從初始時便有的，先秦時期社會風氣開放，魏晉風度更是打破了門第的界限，使女子的社會地位和人生際遇都可以通過自身的努力和命運的際會而徹頭徹尾地改變。于是，承襲了這種風氣的隋唐更是將其進一步升華。

唐代在中國歷代王朝中素以“開放、大氣、雍容華貴”著稱，其開放的程度和包容的心胸完全超越了其他王朝，可謂一枝獨秀。這樣的評價或許稍有夸大的成分，但是就目前的史料及考古發現而言，唐代確實有中與別代不同的風韻，或許可以理解為最為真正的“世界龍頭老大”的自信和氣度。只有在這樣自由的土壤中才能生發出來最美麗的花朵，而打破傳統藩籬的女子著男裝成風就是其中嬌艷的一朵。

有時社會的流行趨勢是由幾位具有社會影響力的人士帶動起來的，比如清宮大戲《甄嬛傳》中，皇帝為甄嬛獨出匠心繪制“姣梨妝”，誰也不曾料到竟在王府貴婦中形成了一股飾姣梨妝的風潮，一次宴會中甄嬛見到一位福晉做此裝扮才知其流行之廣，影響至深，不禁很是感嘆。雖然此例中有杜撰和戲說的成分，但亦可證明知名人士對社會流行的影響力是如何深遠難測。太平公主和其母武則天都喜愛著男裝是有史料可循的，她們都是當時紅極一時且執掌著一國大權的女子，放在現在或許也是超級“女神”級別的人物吧，如此女神的社會帶動力恐怕也是不容小覷的。于是官家女子和宮廷貴婦紛紛效仿，再進而傳入尋常百姓家，繼而成為人人爭相跟隨的潮流也是合情合理的。加之大唐女性地位相對較高，社會對女性的約束相對較少，世界各地的學者商人都聚集于大唐，各種文化在交流中更使自身的民族文化更加開放與進步，否則處于安定的社會中，怎么會有機會讓如此多的女子都能登上大唐政治權利的巔峰呢？武則天在高宗在世時便與之并稱為“雙圣”，這樣的行為可不僅僅是因為她自己有驚人的膽識和能力，更是由于社會的大潮所支持的。

王朝創立的初期都會極為強調創業的艱難，清朝自入主中原之初便一直要求滿洲八旗的子弟精于騎射，不能忘記太祖皇帝是以十三副盔甲起家，不能忘記先祖打下江山的不易。而且李唐王朝的創立者李世民也是九死一生地拼搏才有了后來的大唐盛世，他自己雖然不常提起甚至有意規避，但是他的胡人血統是不能忽略的，這樣血氣豪放的血統傳承下來也該是“左牽黃，右擎蒼”的氣壯山河和豪爽快意。傳統的女裝雖然華美，卻也是柔美婉約的，渾不如男裝的瀟灑干練，男女服裝的分制不僅是一種約定俗成的傳統，更是一種控制女子的手段，一心想著執掌江山認定巾幗不讓須眉的女子自是不喜如此。

唐代時，因為社會的開放和包容，女子參加社會活動的機會漸漸增多，她們擔任的職務也越來越重要，慢慢地她們的眼光不再僅局限一家一戶的小范圍中，其影響力也就隨之增大，這就構成了一個結實的社會基礎，女人們自覺形成了一種由性別帶來的認同感和團結力。隨家人被收入皇宮當差的上官婉兒就是一個例子。在其他朝代，一個戴罪的人幾乎不會得到晉升為高管的機會，更何況是個女子，這足以證明當時社會的包容和開放。在數千年的壓迫中，女子一直無力反抗，這股力量一直被壓抑著伺機爆發，到了大唐，女子出仕的機會到來之時，恐怕有好多女性便躍躍欲試了吧。就像巴基斯坦前總理貝娜齊爾·布托說的：女人也要像男人那樣去戰斗！

換句話說，在包容若此的時代，女子介入政治都顯得那么自然和沒有違和感，那么著男裝成也就順理成章了，于是就有了我們看到的不愛女妝愛男裝的奇特景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