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記記錄本人當日親歷親見之事或個人所為所思，不僅比較準確，而且私密度很高，歷來為史家所重視。但是，蔣介石長期被視為“壞人”、“惡人”，他的日記可靠嗎？我在研究蔣介石的過程中，常常碰到這樣的問題。

日記有兩種。一種是主要為寫給別人看的，這種日記往往裝腔作勢，把真實的自我包裹起來。例如閻錫山的《感想日記》，滿篇都是《論語》式的格言，一望而知是教人如何成圣成賢的，沒有多大價值。一種是主要為寫給自己看的。此類日記，目的在于自用，而不在于示人傳世，其記事抒情，或為備忘，或為安排工作與生活，或為道德修養，或為總結人世經驗，或為自我宣泄，往往具有比較高的真實性。蔣的日記大體屬于此類。

蔣雖然很早就投身革命，但是，辛亥前后生活一直比較荒唐，我曾稱之為上海洋場的浮浪子弟。1913年，“二次革命”失敗，蔣介石亡命日本東京，受孫中山之命，加入中華革命黨，同時盡力讀書，在這一年讀完曾國藩全集。受到影響，1916年，他的引路人陳其美被袁世凱派人暗殺。這件事給了蔣介石以極大刺激。“自矢立品立學，以繼續英士革命事業自任。”他決心從此改邪向善，立志修身，每日靜坐、反思，按儒學要求克己復禮。

此后的一段日記應該比較真實。其后，蔣介石在國民黨中的位置日益重要。他繼續用儒學，特別是宋明道學的要求來約束自己，存天理，去人欲，日記成為他個人修身的記錄與工具。他修身的愿望是真誠的，日記自然也是真實的。此后，他的日記逐漸增添新的內容，即每日生活、工作、思想的記錄，治兵、治國和處理人際關系的經驗總結等。蔣每日、每周、每月、每年常有反思，他的日記也就相應成為反思的工具和記錄。

這一段時期，蔣介石還不會想到他將來會成為國民黨和中華民國的要人，他的日記會長期流傳，成為歷史學的研究資料，因此，沒有必要在日記中矯飾作假。等到他地位日隆，權勢日重之后，他自然明白其日記的重要，但是，由于他繼續通過日記記錄每日工作、思想、心得，安排工作日程、計劃，提醒應注意事項，并繼續用以治心修身，是為自用，而非用以示人，因此，一般會如實記錄，而不會有意作假，自己騙自己。

例如，他抗戰期間的日記一般分幾個部分：1. 提要。記當日主要事件或主要心得。2. 預定。記一二日內應做之事。3. 注意。記對國內外形勢的思考。4. 記事，記一日所做主要之事。5. 上星期反省錄。6. 本星期預定工作綱目。7. 本月反省錄。8. 本月大事表。等等。假如蔣在這些項目中造假，等于是給自己造成混亂。

說蔣記日記一般會“如實記錄”，并不等于說蔣在日記中什么重要的事情都記。有些事，他是“諱莫如深”的。例如，1927年的“四一二”政變，顯系蔣和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精密謀劃之舉，但日記對此卻幾乎全無記載。蔣自己就說過，有些事情是不能記的。可見，蔣記日記有選擇性。同時，他的日記只反映他個人的觀點和立場，自然，世界常常被他扭曲。有些事和人，常常被他扭曲得完全走形，不成樣子。因此，只能說，蔣的日記有相當的真實性，但是，真實不等于正確，也不等于全面。

蔣的日記，主要為自用，而非主要為示人，為公布。這一點，可以從以下三點得到證明。

一、蔣身前從未公布過自己的日記，也從未利用日記進行自我吹噓、美化。當然，他會想到身后立傳，使自己的事跡流傳的需要，這一功能主要由《事略稿本》一類著作完成。蔣一般會選擇自己的同鄉或親信進行編輯，這些人自然會本著“為尊者諱”的原則，刪削或修改部分內容，而蔣本人也會逐本校閱，嚴格把關。

二、蔣喜歡罵人。在日記中，蔣罵過許多人，好友如戴季陶、黃郛，親屬如宋子文、孔祥熙，同僚如胡漢民、孫科、李宗仁、白崇禧、何應欽，下屬如周至柔等，幾乎沒有人不被他罵，而且罵得非常狠。蔣如果考慮考慮到要示人、要公布，他就不會在日記中那樣無所顧忌地罵人。

三、在日記中，蔣寫了自己的許多隱私，例如早年搞“三陪”，在“天理”和“人欲”之間的艱難掙扎，甚至為解決生理需求而進行“自慰”，等等。此類事，蔣在日記中都如實記錄，顯然，記這些，決不是為了示人，更不是為了樹立自己的高大與神圣形象。

2005年我在胡佛研究所閱讀蔣介石日記時，新華社記者要求我簡明扼要地對蔣介石“定性”，我曾說過三句話。一、在近代中國歷史上，蔣介石是個很重要的人物;二、在近代中國歷史上，蔣介石是個很復雜的人物;三、有功有過。既有大功，又有大過。我至今仍堅持這樣的看法。由于如此，蔣的日記對于我們認識蔣的本相，研究中國近現代的歷史有很大的意義。不看，會是很大的損失，但是，看了，什么都相信，也會上當。

摘自書籍《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 楊天石(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