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國歷史，史學家們對于中國文官武將的分離時間，也有不同的觀點。目前為止，主要有兩種觀點，史學界普遍認為，戰國時期是中國文武官的分開時間。但是也有人認為是春秋時期。

最早有關軍事官職的記載是在《史記》、《淮南子》中，記載表明在黃帝之時已經出現了專職的軍事官職名稱“司馬”。但是對于文武分工，并沒有明確的說明。

夏商周三代，也出現了文武官職的分離。《今文通典·堯典》、《古文通典·舜典》記載：夏王朝設立了“司徒、司馬、司空”等文武官職。《尚書·洪范》稱：商王朝有“司徒、司空、司寇”和“馬、亞、射、戎、衛”等文武百官。同樣的，也是沒確實的證據說明文武已經分工明確。到了周代，一直沿用夏商制度，在文武官職分離上又有進一步的發展。此時，文武官職分門別類，雖然職責已有所分離，但是卿、大夫既執掌政務，又受王命率兵出征，司馬只主管平時軍事行政，戰時統帥由天子臨時任命，征戰結束即解除統兵之權。《周禮》記載，周公旦多次率兵平定武庚管蔡及東夷叛亂，然而周公旦卻是西周最著名的政治家;從周宣王派秦仲統兵伐西戎等來看，西周并沒有做到文武分工，此時雖然已經有專職武官，但是文官依然會領兵作戰，這種情況還十分普遍。

隨著周王朝日漸衰退，王權下移，春秋時期各諸侯國爭霸，相繼建立了自己的軍事力量，但是，國君才是軍隊的最高統帥，經常親自率兵出征。例如，桑楚泓水之戰，宋軍由襄公統帥，太宰子魚和大司馬公孫固輔助;周襄公十八年，城濮之戰中，楚成王令尹子玉率楚軍攻宋，晉文公親自出征，派先軫、狐毛、欒枝、狐偃等軍將和大夫領兵作戰;春秋末期，吳楚柏舉之戰，吳王率文臣武將伍員、伯、孫武，擊敗了楚將尹子常、沈尹戎和武城大夫黑及大夫皇率領的楚軍。同時也有不少文官率兵出征。例如，楚成王派成得臣、斗勃等軍將統帥楚軍;楚昭王元年，吳軍包圍潛城，楚王派王麇、王尹壽，統帥救兵增援。

即使如此，還是有人認為，中國文武分離是在春秋時期，因為春秋末期，隨著世襲制度的廢除，國家開始從軍將之中按軍功選拔將領，而且多數諸侯大國的軍事力量，也主要是由三軍統師領導，他們平日主管軍事行政事務，戰時負責指揮軍隊作戰，文官率兵出征者日益減少。這在《國語》、《左傳》之中就有所記載。

史學界認為中國文武分離是在戰國時期，主要依據如下：

《尉繚子·王霸篇》、《呂氏春秋·舉難篇》的記載表明，戰國時期，隨著新興地主階級在政治權力上的擴大化，他們也看到了以前國家文武不分，共同執政作戰，政治軍事權力過于集中，造成君權旁落的現象。于是，為了收回政權，采取了文武分職，政治上以相為首，主管國家政事;軍事上以將為長，主管軍事力量。

同時，對于戰爭頻繁的戰國時期，軍事指揮、管理、作戰趨于復雜化、專業化，文官已經不適合如此復雜的專業戰爭，因此國家也需要培養一批專業的軍事人才來應對如此復雜的戰爭。

另外，戰國分封制取消，作戰成果成為封爵的主要標準，一批在戰爭中表現優秀的將領被選拔出來成為軍事統帥，比如吳起、孫臏、樂毅、白起、廉頗等。此時，朝廷之中文官不再出戰，而只主管政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