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庫全書》所收正史里查詢，我們發現最早給“狀元”一詞作界定的也是《金史》。其卷51云：承安四年上諭宰臣曰：“一場放二狀元非是，后場廷試，令詞賦、經義通試時務策，止選一狀元，余雖有明經、法律等科止同諸科而已”……遂定：御試同日，各試本業。詞賦依舊分立甲次，第一名為狀元;經義魁次之，恩例與詞賦第二人同。余分為兩甲，中下人并在詞賦之下。所謂“上諭”就是皇帝的詔書，既然載入正史《選舉志》，必有所本。秦蕙田《五禮通考》卷175轉錄了這段文字，說明已經引起相關學者的重視。

金代的科舉制度比較特別：同是進士科，大部分時間又分辭賦進士、經義進士兩種，有個時期還加了一種：策論進士。這里已經對狀元有個明確的界定：今后，辭賦進士國家級考試的第一名為狀元，而此前是“一場放二狀元”，即經義第一名與辭賦第一名都是狀元。這是我們目前所見對“狀元”一詞最早的且可信度最高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說法。“承安”乃金章宗年號，四年為公元1199年，距進士科創立594年。當然，這里僅僅界定了狀元，似嫌不足。《金史》為元人所修，而宋洪皓《松漠記聞》卷2已有金人界定“狀元”等詞的記載：

金人科舉，先于諸州分縣赴試，詩賦者兼論作一日，經義者兼論、策作三日，號為“鄉試”，悉以本縣令為試官。預試之士，唯雜犯者黜。榜首曰“鄉元”亦曰“解元”。次年春，分三路類試，自河以北至女真皆就燕，關西及河東就云中，河以南就汴，謂之“府試”。試詩、賦、論、時務策，經義則試五道，三策一論一律義，凡二人取一。榜首曰“府元”。至秋盡集諸路舉人于燕，名曰“會試”，凡六人取一，榜首曰“敕頭”，亦曰“狀元”。分三甲，曰上甲、中甲、下甲。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洪皓以徽猷閣待制、假禮部尚書使金，被扣留十五年始還，應該是看過金朝有關律令的，此記載必非杜撰。它說明金人已對“狀元”及“鄉元”、“解元”、“府元”、“敕頭”、“鄉試”、“府試”、“會試”等稱呼有明確的界定。金人所作的界定，我們還可以從南宋宇文懋昭的《大金國志》里找到佐證。其卷35《天會皇統科舉》條載：

科舉取士有沈州榜、平州榜、真定榜。至太宗天會十年，國內太平，下詔如契丹開辟制，限以三歲有鄉、府、省三試之設。每科舉時先于諸州分縣赴試，若詩賦兼論策作一日，經義兼論策作三日，號為“鄉試”，悉以本縣令為試官。時秀士有未愿赴者州縣，必根刷遣之。愿試之士唯雜犯者黜。榜首曰“鄉元”，亦曰“解元”。次年春，分三路類試，自河以北至女直皆就燕，自關西至河東就云中，自河以南就汴，謂之“府試”。試詩、賦、論、時務策，經義則試五道，三策、一論、一律義。凡二人取一，榜首曰“府元”。至秋盡，集諸路舉人于燕，名曰“會試”，凡六人取一，榜首曰“敕頭”，亦曰“狀元”。分三甲，曰上甲、中甲、下甲。上甲賜緋，敕頭補承德郎，即南朝之承議郎也。

南宋李心傳(1167—1240年)《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29也有類似記載：“金人科舉之制，先于諸州分縣赴試，縣令為考官，號“鄉試”，惟雜犯者黜，榜首曰“鄉元”。次年春，分三路類試，自河以北至女真皆就燕，關西、河(疑為衍文——筆者)及河東就云中，河以南就汴，皆取旨選官知舉，號“府試”，凡二人取一，榜首曰“府元”。至秋，盡集諸路舉人于燕，號“會試”，凡六人取一，榜首曰“狀元”。分三甲，上甲皆賜緋。(原注：此據洪皓《松漠記聞》，附見：又與張棣所記差不同，今略刪潤。)”所謂“張棣所記”當指《正隆事跡記》，刪潤后的文字當然是他認為可靠的。

這些記載都比較一致，只是都沒有解釋《金史選舉志》。

次年以舉人試之京師，曰“會試”。中式者天子親策于廷，曰“廷試”，亦曰“殿試”。分一、二、三甲以為名第之次。一甲止三人，曰狀元、榜眼、探花，賜進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賜進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賜同進士出身。狀元、榜眼、探花之名，制所定也。而士大夫又通以鄉試第一為解元，會試第一為會元，二、三甲第一為“傳臚”云。狀元授修撰，榜眼、探花授編修;二、三甲考選庶吉士者皆為翰林官;其它或授給事、御史、主事、中書、行人、評事、太常、國子博士，或授府推官、知州、知縣等官。(同上)這里，同時還界定了“榜眼”、“探花”、“會試”、“殿試”、“解元”、“會元”、“傳臚”等等。

《清史稿》也有界定，且基本上是承襲明代，所以明清科舉之制基本相同。其《選舉三》開篇即寫道：“有清科目取士，承明制，用八股文。取四子書及《易》、《書》、《詩》、《春秋》、《禮記》五經命題，謂之‘制義’。三年大比，試諸生于直省，曰‘鄉試’，中式者為‘舉人’。次年試舉人于京師，曰‘會試’，中式者為‘貢士’。天子親策于廷，曰‘殿試’，名第分一、二、三甲。一甲三人，曰‘狀元’、‘榜眼’、‘探花’，賜進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賜進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賜同進士出身。鄉試第一曰‘解元’，會試第一曰‘會元’，二甲第一曰‘傳臚’。悉仍明舊稱也。……一甲狀元授修撰，榜眼、探花授編修，二、三甲進士授庶吉士、主事、中書、行人、評事、博士、推官、知州、知縣等官有差。”

金、明、清政府對“狀元”一詞的界定都很明確。盡管金代對“鄉試”、“解元”等詞的界定跟明、清相差很遠，金代那位寫過《西廂記》的“董解元”實際只相當于明清時期的秀才第一名，但是金代“狀元”一詞的含義跟明清是一致的。雖然金朝有時不搞殿試，但其帝王對省試的關注程度非其它朝代可比，已經接近殿試了。再說宋代有若干次“諒暗榜”，也是不搞殿試的。其實，如今人們心目中的“狀元”概念的含義基本上都是來自明、清政府的界定，只是很多人不了解其它各朝，特別是唐、五代科舉的實際，誤以為整個科舉時期，只要是被稱作狀元的，都像明、清時期一樣是經過殿試之后由皇帝“欽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