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璽是封建王朝的帝王在國家大典、重大政事及交換國書時使用的印章，是最高權力的象征。中華民國是結束兩千多年帝制后誕生的國家，有沒有國璽？如果有國璽，那又是怎樣一種情況呢。

1927年4月17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在南京召開。參加者有蔣介石、柏文蔚、吳敬恒、張人杰、甘乃光、陳果夫、胡漢民、李煜瀛、蔡元培等，會議議決于4月18日成立南京國民政府;將原來廣州國民政府的“國民政府之印”改為“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印”。

4月18日上午9時，國民政府委員蔣介石、柏文蔚、吳敬恒、張人杰、甘乃光、陳果夫、胡漢民、李煜瀛、蔡元培等在南京丁家橋前江蘇省議會舉行國民政府定都典禮。由于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倉促，其時沒有國璽，只鐫刻了一方“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印”，由監察委員蔡元培代表國民黨授印，胡漢民代表國民政府受印。

1928年8月，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選舉蔣介石為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兼陸海空軍總司令，登上中國最高權力寶座的蔣介石，卻存有帝王專制之野心，急需要一顆新的國璽來替換“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印”。在他的授意下，11月2日，國民政府國務會議議決：“制玉質國璽，文曰‘中華民國之璽’。”后來又規定了國璽的尺寸、形狀。由于一時缺乏荊山之玉，只好留待日后。

北伐勝利后，為防止諸侯坐大，蔣介石要控制、縮小各集團軍的力量，1929年3月，蔣介石與桂系軍閥李宗仁、白崇禧之間矛盾激化，蔣桂戰爭一觸即發。時任廣東省政府主席、國民革命軍總參謀長的李濟深以魯仲連自任，出面調停蔣桂之間的矛盾，希望通過和平談判解決問題。他向蔣介石薦言，不要派遣中央軍進入湖南，防止戰爭爆發。蔣介石裝出一副虛心納諫的模樣，表示：“請任潮兄(李濟深字)轉告李宗仁、白崇禧，蔣某決不向湖南派兵。”李濟深滿心歡喜，電告李、白停止軍事行動，說蔣介石已經同意“和平解決湘事”。

熟料，中央軍突然開進了湖南。李宗仁、白祟禧感到被李濟深欺騙了，進行電責。李濟深對蔣介石的出爾反爾行為也十分氣憤，為了表示自己是與廣西保持一致的，他電告李、白：“如蔣軍繼續入湘追擊，可予迎頭痛擊。”

此電還未發出，便被蔣介石的特務機關所截獲。李濟深成了階下囚，被蔣介石囚禁于南京郊區的湯山，罪狀為“主使部隊抗命稱兵，分頭發難，謀叛黨國。”國民黨中央也做出了永遠開除李濟深黨籍，褫奪一切職務的決定。春夜獨思，李濟深發出“丟了將軍印，問渠何所之”的感嘆。

順帶說一下，根據國民政府印信條例規定：最高級別的將軍印，即蔣介石，為特級上將，將軍印為8.8×8.8厘米;上將印為7.5×7.5厘米;中將印為6.7×6.7厘米;少將印為6.5×6.5厘米。李濟深做過國民革命軍總參謀長，如果他有“將軍印”，丟掉的應該是7.5×7.5厘米規格的一種。

蔣桂戰爭爆發后，李宗仁根本不是蔣介石的對手，第四集團軍很快瓦解。此時，粵系將領、李濟深部下陳濟棠正滯留滬上，李濟深被囚禁后，陳濟棠公開支持蔣介石，蔣介石遂委陳濟棠為廣東特派員，將兩廣大權交給陳，令其“隨即返粵，不必入京”。

陳濟棠受寵若驚，回到廣東發表通電，就任中央編遣特派員職務，他命令桂軍立即離粵，并計劃三個月內將兩廣軍隊整頓完畢。

陳濟棠此舉加劇了粵桂間的矛盾，不久，李宗仁發兵沿西江而下，進攻廣東。陳濟棠投靠蔣介石，接任第八路總指揮，調遣蔣光鼐、蔡廷鍇部迎擊桂軍，大獲全勝，桂系殘部由李明瑞收編。

陳濟棠在廣東立住腳后，又以李明瑞“赤化廣西”為借口，就勢奪取了廣西的地盤。陳濟棠從一位粵軍師長一躍而成為“南天王”，對蔣介石的知遇之恩感激涕零，但不知道怎樣回報蔣介石，于是他專門咨詢了古應芬。

古應芬字勷勤，廣東番禺人，同盟會元老，曾任孫中山廣州大本營秘書長、大本營財政部長、廣州國民政府財政部長等職。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古應芬任財政部長，后任文官長。古應芬告訴陳濟棠：蔣介石亟須一顆國璽，但沒有合適的印材。

陳濟棠立即派人去緬甸，踏破鐵鞋，終于尋到一塊上好的青翠玉石，以9500元大洋的高價將其購回，并托古應芬帶到南京，獻給蔣介石。

蔣介石請玉石專家鑒定，果然是塊稀世珍寶，決定以此制成國璽，遂將這塊緬甸玉石交給印鑄局局長周仲良，讓其負責刻璽工程。

周仲良專門組織了一套人馬，自己親自督制。技正施展華(別號子肩)擔任設計繪圖，唐源鄴(別號醉石)、劉云逵(別號心僧)任監工助理，技正王褆負責監工并篆文，玉匠陳世科、陳燮之父子擔任篆刻工作。

這里要專門介紹一下王褆其人。王褆(1878-1960 )初名壽褀，字季維、福盫、屈瓠，別署羅剎江民，晚年自號持默老人。民國時期著名的書法家，西泠印社的創辦者之一。凡鐘鼎、籀書、隸書、楷書無所不精，尤通曉治印。他喜歡收集印章，自噱為“印傭”。民國初年曾在北京政府印鑄局任技正，袁世凱的“中華民國之璽”，六個篆字就出自他的手筆。

此次王褆使出渾身本領，書寫了“中華民國之璽”幾個字，與北京政府的玉璽篆字風格有異，更見功力。

刻璽工程從1929年7月1日開始，到10月9日國慶前一日琢刻完竣，成為向雙十節獻的一份大禮。

南京國民政府的這枚國璽，比北京民國政府的國璽略有擴大，為13厘米，更顯厚實莊重。印鑄局局長周仲良特意為此事題識如下：

國民政府于上年十一月二日第五次國務會議決議，制中華民國之璽一方。續于第八次國務會議核定璽文及尺度。惟以相當玉材難得，久未能制。今年夏，適陳濟案同志捐送緬甸翠玉為制璽用，托古文官長賚京。經第三十一次國務會議議決，復經第三十二次國務會議核定璽鈕圖式，遂于七月一日開始琢制，國慶前一日告成。重九十二兩七錢，臺高九公分，二面方十三公分。二璽妞為四環柱，分列虞書十二章，取中華民族文明達于四表意。鈕頂中端為黨徽，示黨高于一切之意……

中華民國十八年國慶日周仲良謹識

1929年10月10日為中華民國國慶日，國民政府明令，于國慶日啟用國璽。

后來，考試院院長看了周仲良的題識，認為該文中有不確之處，特地予以更正。文曰：

監制國璽者為印鑄局局長周君仲良，其所記經過及度量數字均正確無誤。帷詮釋鈕頂文之青天白日謂之黨徽，又云意在黨權高于一切，實為隨俗之誤會。我國父定青天白日為國徽，其意義之廣大深遠已自明顯。三民主義即青天白日之用，天心人意皆以青天白日為大中至正之體，而誠正修齊治平之工夫，亦無不以青天白日為楷模。余追隨國父者有年，國府議定璽案余亦在席，因略志之以告后賢。

1936年，兩廣事變發生，陳濟棠與蔣介石翻臉，起兵反蔣。他否認自己獻玉的媚蔣之舉，辯解說獻玉是“表示余擁護國民政府及中央黨部如玉之純粹堅決，愛國愛黨意志如玉之堅貞之意”。(《陳濟棠自傳稿》)

1949年4月1日，南京國民政府首席談判代表張治中率領和談代表飛抵北平，與中共代表團進行和平談判。4日，朱蘊山、劉仲容從北平飛回南京，帶來了民革中央主席李濟深一個重要口信：只要李宗仁把總統大印和國璽帶在身邊，無論在哪里都可以簽訂和平協議，并憑此可做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宗仁聽后默不作聲。

4月23日，李宗仁帶著中華民國之璽和總統大印逃離南京，輾轉去了廣州。不久，李宗仁去美國養疴，蔣介石趁亂恢復總統制，那顆“中華民國之璽”最終被蔣介石帶到了臺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