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幾乎所有的關于歐洲的歷史敘述中，中世紀都是一個“特別黑暗的時代”。

然而，中世紀為什么是黑暗的？是怎樣的黑暗呢？

提到“黑暗”，讓我想起“天不生仲尼，萬古長如夜”來。那是在“批林批孔”的時候學到的。因為，儒教傳統的歷史敘述告訴人們，孔子的思想才是光明、是太陽;孔子的出現，才結束了歷史的長期黑暗。然而，“批林批孔”時，毛澤東思想才是太陽。山無二虎，天無二日。豈能有第二個掃除黑暗的太陽出來？

回到正題。中世紀為什么黑暗呢？黑暗就黑暗在：基督教統治一切;教會事實上行使著國家的職能，成為了凌駕在所有人頭上的國家力量。這也就是所謂“政教合一”。這種作為國家的超級力量為了控制人民，不僅建立了一整套森嚴的等級制度，掌控絕大多數國家資源，攫取和占有大量國民財富，還千方百計利用宗教對人民進行精神麻痹和思想禁錮，把上帝解釋為主宰世界的絕對權威，對世界的任何見解都要以《圣經》的解釋為準，誰也不能違背，否則，宗教法庭就要對其進行制裁，甚至被處死。

在這種情況下，作為人的精神生活載體的政治、哲學、科學、宗教、文學和藝術領域的創造，由于被人為地切斷了與現實世界的聯系，只能枯萎，被國家認同并喧鬧于一時的，只能是“縱做鬼，也幸福”式的偽創造，這就是說，攫取了國家權力的統治者為人的精神創造輸送了一種強制性的意識形態要求，在這種情況下，作為天地之靈的人只能消失，讓位給神的意志，讓位給國家，讓位給占據國家權力寶座的人，讓位給割據一方的龐大既得利益者及利益集團。

羅馬教會之所以嚴厲查禁薄伽丘的《十日談》，不僅因為這個不諳事理的家伙揭露了僧侶們的荒淫和偽善，讓道貌岸然的僧侶們很沒面子;也不僅因為他懷著溫愛之心描寫了普通男女之間的熾熱愛情，讓人直立在人間，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動搖了國家意識形態的基礎，讓國家沒了面子，讓普通人成為了這個世界的主人。

中世紀后期，隨著工場手工業和商品經濟的發展，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開始在歐洲封建制度內部孕育，為文化繁榮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歷史條件，正是這種歷史條件，遮護了人的精神創造，那些先哲們才創造了一個蓬勃向上的時代，歷史的新人才登上歷史的舞臺，正是這些人為我們留下了如此豐富的精神遺產。

故而，14世紀至17世紀所發生的那場“文藝復興”運動從意大利(佛羅倫薩)開始，隨后逐漸擴展至歐洲各國。這場運動不僅在政治、哲學、科學、宗教、文學、藝術等領域結出了豐碩的文化成果，更在宗教改革所奠定的新教倫理的基礎上生發出導致人性極大解放和社會經濟極大發展的資本主義精神。從此，作為政治、經濟和文化現象的資本主義走上了蓬勃發展之路，它的精神遺產一直綿延到了當代，甚至可以說，目前的世界格局仍然淵源于發生在五六百年之前的那場文化復興運動。從而，在政治、哲學、科學、宗教、文學、藝術等學科領域，一種彌漫著強烈的張揚個性、反控制、反禁錮的氣氛，終于沖破了中世紀的黑暗。因而，所謂的“大繁榮、大發展”都是在民間社會興起、人性得到解放的基礎上取得的。

正是這些人文主義者揮舞著自己的旗幟，以“人性”反對“神性”，用“人權”反對“神權”，響亮呼喊出了自己的心聲：“我是人，我擁有人的一切特性！”他們用鮮血和生命反抗黑暗勢力對人的奴役，反抗教會對人的精神世界的控制，他們歌頌人的智慧和力量，贊美人性的完美與崇高，反對宗教的專橫統治和封建等級制度，主張個性解放和平等自由，提倡發揚人的個性，要求現世幸福和人間歡樂。總之，歐洲文藝復興運動使處在傳統神學束縛中的人得到了解放，人們終于認識到，人是一個獨立的具體存在，不是教會(國家)的附屬物;人的意志為人所獨有，它不是國家意志的延伸;沒有任何東西比人更大，即使國家也不比人重要……這既是文藝復興之因，又是文藝復興之果，沒有這個東西，任何別的東西都不可能存在。

恩格斯曾經高度評價文藝復興運動在歷史上的進步作用：“這是一次人類從來沒有經歷過的最偉大的、進步的變革，是一個需要巨人而且產生了巨人——在思維能力、熱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藝和學識淵博方面的巨人的時代。”

所以，應該強調指出的是，這個時代不是在任何國家或教會的力量在嚴密的思想控制下制造出來的，恰恰相反，它是在擺脫了國家意志的禁錮和操控之后，才像巨人那樣邁著大步，進入到歷史發展過程之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