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時期，南北對立，戰爭不斷;南朝內部賦稅、徭役、兵役的加重，官吏的貪污腐化，自然災害的不斷發生，使得人民與統治階級之間的矛盾日益加劇。南朝統治者為了消滅人民的反抗意識，進一步依靠宗教迷信作為麻醉人民的鴉片煙。佛教給人們虛構了一個來生的世界，宣稱人死靈魂不滅，根據在生的善、惡，或入天堂極樂世界，或入地獄受各種痛苦;它要求人民放棄一切反抗，忍受現實生活中的一切苦難，而把希望寄托于所謂“來世”。這正符合統治階級的利益。他們也從佛教教義中得到了安慰，只要信佛，并且做些“功德”，來世就可以繼續享受富貴榮華。因此，他們極力提倡佛教，到處興建佛寺，鑄雕塑佛像。佛教在南朝很盛行。在南朝，僅在首都建康城(今南京市)就有480寺;全境的寺院成千上萬，僧眾以百萬計。

佛教的神不滅唯心主義哲學思想，遭到了當時以神滅論為代表的唯物主義者的反對。其中最著名唯物主義代表是范縝(450——515年)。《梁書·范縝傳》：縝祖籍南鄉舞陽(今河南泌陽縣西北)，祖琢之，官至中書郎;父蒙，曾為奉朝請，早卒。縝少孤貧，弱冠，拜當時的名儒劉瓛為師。他卓越不群，勤奮好學，深受劉瓛賞識。“既長，博通經術，尤精《三禮》。”由于“性質直，好危言高論，”不為朝廷所重，一直懷才不遇，窮困潦倒，25歲就白了頭。35歲始起家齊朝寧蠻主薄，累遷至尚書殿中郎。大概就在他入仕前后，憤世黑暗與佛教的欺騙，于是研究漢魏以來，特別是楊泉、何承天等人的無神論和神滅論思想，對佛教唯心主義進行堅決斗爭。永明七年(489年)，篤信佛教的竟陵王蕭子良大宴賓客，范縝在座上發言反對佛教的神不滅與因果報應。子良問：“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貧賤？”縝答道：“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墜，自有拂簾幌墜于茵席之上，自有關籬墻范于糞溷之中。附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途，因果竟在何處？”他的意思是：人們的富貴貧賤并不是前生注定或因果報應的結果，而是由不同的客觀條件造成的。

“子良不能屈，然深怪之。”

為了進一步展開論戰，范縝乃以問答形式，著《神滅論》，論述其理。他指出：“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就是說，身體和精神是對立的統一體，精神(靈魂)從屬于身體，身體存在就有精神(靈魂)，人死了，精神(靈魂)也就隨之消滅。又說，形體與精神是統一的，互為依存而不能分割的。

他又舉例說：精神就像鋒利，形體就像是刀刃。離開了鋒利就無所謂刀刃，離開了刀刃就談不上鋒利。沒有聽說刀沒有了而鋒利還存在的，豈有形體亡了精神還在的道理？從而，他作出了形與神關系的正確論斷。

形神關系問題，是當時哲學上的一個關鍵性的理論問題，也是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分水嶺。范縝關于“形神相即”和形質神用的一元論體系，是我國古代哲學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當時論敵提出：木與人既都是質，但是“木之質無知也，人之質有知也。人既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豈非木有其一，人有其二邪？活人和死人都有形骸，豈不是死人與活人都有知？”也就是說精神可以離開形體而單獨存在。范縝解釋說：人與木、生人與死人雖然都是質體，但是兩者的本質屬性不同，覺是人生的屬性，無知是木和死人的屬性屬，兩者不能相提并論。

論敵又提出：既然生人之形有知。那么，“死者之形骸，非生者之形骸邪？”如此，死人也應有知，有靈魂。范縝辯解說：“生形之非死形，死形之非生形。區已革矣，安有生人之形骸，而有死人之骨骼哉？”有如“榮木變枯木，枯木之質，寧是榮木之體？”即是說，由生人變死人，榮木變枯木，是一種質變，不能等同。“若枯即是榮，榮即是枯，應榮時凋零，枯時結實也。又榮木不應變為枯木，以榮即枯，無所復變也，榮枯是一，何不先枯后榮？要先榮后枯，何也？”“生滅之體，要有其次故也。夫欻而生者必欻而滅，漸而生者必漸而滅。欻而生者，飄驟是也;漸而生者，動植是也。有欻有漸，物之理也。”就是說，人由生到死，樹由榮變枯，是自然一定變化的規律，生與死，榮與枯，兩者既不同質，也不能反變和循環。這些有關物質的屬性和事物發展規律的解釋，進一步發展了當時的唯物主義基本原理。

在“知”(感性)與“慮”，(理性)認識上，論敵們問道：

“形即是神者，手等亦是神邪？”范答：“皆是神之分也。”又問：“若皆是神之分，神既慮，手等亦應慮也？”范答：“手等亦應能有痛癢之知，而無是非之慮。”“淺則為知，深則為慮。”

即是說，認識分為知、慮兩個階段，手等只有痛癢之知，而無是非之慮。他認為：“是非之慮，心器所主，”而“五臟各有所司，無有能慮者。”論敵們又問：“慮體無本”(即思維活動不必依賴一定的生理器官)。范答：“茍無本于我形，而可編寄于異地，亦可張甲之情寄王乙之軀，李丙之性托趙丁之體。然乎哉？不然也。”由此可見，他發展了認識論。只是由于當時的科學不發達，他把人類思維的器官錯誤的以為是心。

范縝在《神滅論》最后指責“浮屠害政，桑門蠹俗，風驚霧起，馳蕩不休。”由于迷信佛教，“惑以茫昧之言，懼以阿鼻之苦，誘以虛誕之辭，欣以兜率之樂”之故，“家家棄其親愛，人人絕其嗣續。致使兵挫于行間，吏空于官府，粟馨于隋游，貨殫于泥木。……惟此之故，其流莫已，其病無限。”

《南史·范縝傳》載言：此論一出，朝野震動，肖子良急忙召集名僧和名士王琰等詁難之。但是，都無法難倒范縝。于是子良心生一計，以中書郎為誘餌，派王融去勸說范縝放棄神滅論，縝大笑道：“使范縝賣論取官，已至令仆矣，何但中書郎邪？！”這體現了他堅持真理的高尚品德。

梁武帝是一個狂熱的佛教徒，他對范縝的神滅論感到極度不安。取代蕭齊后不久，即發動和組織對范縝的圍剿。他在《敕答臣下神滅論》中，指責縝“違經背親，言語可息。”

并對縝挑釁說：“欲談無佛，應設賓主，標其宗旨，辯其短長。”

據《弘明集》記載：天監六年(507年)，他親自組織朝貴64人，先后寫出75篇文章，圍攻范縝的《神滅論》。其中有尚書令沈約的《形神論》、《神不滅論》，東宮舍人曹思文的《難〈神滅論〉》、《重難〈神滅論〉》等，光祿大夫蕭琛的《難〈神滅論〉》等，這些文章都拿不出駁倒《神滅論》的有力論據;

而輔國將軍韋睿等人的文章更出其右，他們只是按梁武帝的旨意，用“異端”、“外道”、“妨政”等大帽子去企圖壓服范縝，這當然也毫無用處，曹思文后來在上奏中也承認：“思文情識愚淺，無以折其鋒銳。”梁武帝無奈，最后只得以范縝“滅圣”、“乖理”等欽定罪名，來結束這場辯論。

范縝的《神滅論》為我國古代的唯物主義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但是，也存在著一些缺點：首先，他是站在儒家立場上反對佛教的，因而對儒家經典中提到的鬼神觀不敢公開反對;其次，他沒有揭露整個封建地主階級的剝削本質;最后，他還把形體分為“圣人之神”和“凡人之神”。這些，都是受時代局限性和階級局限性的結果。因此，他還不是一個徹底的無神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