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神宗時期，神宗長時間不上朝理政，久居深宮過著"每夕必飲，每飲必醉，每醉必怒”的生活，身邊的侍者辦事稍不稱意"輒斃杖下"。且又極其貪婪，恨不得把天下財貨都搜刮進宮中供其揮霍。把大批太監派作"礦使”、"稅監”前往各地橫征暴斂，搞得民怨沸騰。他把朝廷官員的任免都丟在一邊，使在職的官吏無法得到升遷，空缺的職位難以及時補充。最糟糕的時候，六部的尚書只有一位，都御史10年不補。當時有一個名叫袁可立的御史曾經借雷震景德門的機會連續上疏直指皇帝：

“禮祀不親，朝講未視，章奏不以時批答，廢棄不皆錄用（《睢州志》）”，終于惹怒神宗皇帝，被削職為民二十六年。首輔大臣也相繼上了100多道奏章請求，帝皆不聽。為了增置不足的內閣大臣，首輔大臣竟然上了100多道奏章請求。這樣一來，就助長了朝野上下的派別紛爭愈演愈烈。

1621年( 天啟元年)，公鼐看到改元后不到半年，御史因進言而受到責罰的有十幾人，連續兩次上疏，對皇帝及輔臣加以規勸。但是此時的熹宗已被宦官魏忠賢操縱，公鼐得到的是“譙責”、“懺旨”。做為兩任皇帝老師的公鼐對專權亂政的魏忠賢之流深惡痛絕，加之編纂《光宗實錄》一事觸怒魏忠賢，“群小惡其害已，盡力排擠，不得大用”。

魏忠賢逐漸專權亂政的情況下，天啟初，性格耿直的禮部右侍郎、詹事府詹事的公鼐成為受打擊的對象，在帝黨、后黨、宦官、朝臣的斗爭中，剛直峻介的公鼐不愿陷入相互攻訐的黨派斗爭，又不允許宦官魏忠賢誣陷忠良，為糾正魏忠賢等人散布的流言蜚語，他憤然上書熹宗，要求由他主持編纂《光宗實錄》，秉筆直書光宗政績和宮闈中委曲隱秘之事，“存其真不存其偽”，“以成一朝信史。”熹宗沒有批準他的建議。

與東林黨政見不合的是內閣大臣王錫爵、沈一貫和方從哲等人，他們被稱為"浙黨”。另外還有什么"秦黨”，成員都是陜西籍的官僚，還有什么"齊黨”、"楚黨”、"宣黨”，都是以首領的籍貫命名的。"秦黨”的政見與"東林黨”相吻合，其他各"黨”都與"浙黨”聲氣相通，黨爭之風甚囂塵上。

對東林黨的評價，較為客觀的說法是：按政績來判定東林人與攻東林者之間高下如何：“平心而論，東林中亦多敗類，攻東林者間亦有清操獨立之人，然其領袖之人殆天淵也。東林之持論甚高，而于籌虜制寇卒無實著。攻東林者自謂孤立任怨，然未嘗為朝廷振一法紀，徒以忮刻勝耳。特可謂之聚怨哉？無濟國事殆同矣。”強調兩派領袖的人品迥異，但也指出兩派均屬于于國事無補一類。在肯定東林領袖為君子的同時點明東林的流弊所在。總體而言主張“東林”應對明末敗勢承擔一定的責任。這種看法具有較大的普遍性。

顧憲成（1550－1612）明代思想家，東林黨領袖。江蘇無錫人，字叔時，號涇陽，因創辦東林書院而被人尊稱“東林先生”。